近期，一批来自基层的写作者出版了文学作品，如家政女工范雨素的小说《久别重逢》、外卖员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快递员胡安焉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等，这些作品不仅题材广泛、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而且带有生活的质感和现实的力度，其写作主题与他们的职业状态和生命经历密切相关。这些基层作家从“我”出发，书写真实、具体、多样的现实生活。用基层文学来描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写作者的身份不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创作文学是一种兼职状态；二是写作的内容与书写者的基层经验一致，是用文学把个体的生命和生活体验对象化、赋予人生以意义的过程。相比底层文学、草根文学等概念，基层文学与20世纪以来大众文学、人民文学的传统有关。在互联网技术不断普及和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前提下，基层作家、基层文学的兴起本身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以文学为媒介、参与到文学的精神生产中。
文学写作与日常劳动的双重生产者
范雨素、王计兵、胡安焉在他们的书和访谈中都会提到，他们一边从事家政、外卖、快递等体力劳动，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等精神劳动，是同时进行物质和精神双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的生活被“泾渭分明”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了生计颠沛流离、大部分时间淹没在繁重的劳动中，另一部分是他们在工作间隙如痴如醉地阅读文学、见缝插针地坚持文学写作。如果说“寄居”在雇主家的家政工作、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的快递、外卖工作带来的是繁忙、疲惫和无意义感，那么文学创作给他们带来的是一种纯粹的、有创造性的精神愉悦。
范雨素的小说《久别重逢》讲述了一个与阅读、与书有关的故事，里面提到了很多书，有童书、课本、哲学书、历史书、小说，还有随手拈来的唐诗宋词、心理学著作、科普类图书等。文中也引述了大量“我”读过的书，如《聊斋志异》中的《大力将军》、课文《杨家岭的早晨》《森林爷爷》《捞月亮》、苏轼的词《浣溪沙》、杜甫的《又呈吴郎》等等。范雨素在访谈中多次提到她喜欢文学阅读，对读书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痴迷”，她曾到废品站给女儿买几斤书，认为“一本书从来没有人看过，跟一个人从没有好好活过一样，看着心疼”。《久别重逢》反复回忆童年时大哥哥、大姐姐读书、背书的场景，而且支撑“我”出走的动力以及出走的方向，全部来自于阅读和书的暗示。“我”不仅读书，而且“信”书，不管是读知青小说到广西柳州流浪，还是看了《中国青年报》的深度报道到北京崇文门三角地谋生，甚或去鬼神堡寻找大桑树爷爷，也是因为奇书《鬼神本纪》和图书馆里的“地方志”。这些书充当着“地图”的功能，指引着“我”的人生方向。与这种文学世界相参照的是，“我”在北京打工、从事家政服务的工作，经常遭受到雇主的歧视、刁难和不尊重。
王计兵诗集《赶时间的人》的序言《文学拯救了我》中提到：“读书写字愈发成为我生活里最需要的一部分。每次去乡镇的集市上，我都会从旧书摊买回来大量的书。旧书摊的书很便宜，有时几毛钱一本，有时几元钱一堆，还可以像买废纸一样买回来。”从青年时创作的长篇小说书稿被父亲焚烧，到结婚后“再也没有向任何家人透露我内心对写作的渴望”，王计兵没有中断写作，在拥有了电脑、学会上网之后，他“偷偷”在QQ空间里从事诗歌写作，把写作作为逃脱紧张、疲惫工作的出口。胡安焉也提到自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在空闲时间阅读塞林格、雷蒙德·卡佛、杜鲁门·卡波特、海明威等作家的作品。曾经有两年时间，边开网店，边在网络文学论坛读帖、回帖，也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文学为胡安焉提供了把生活对象化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其边工作、边反思工作中的“我”的状态。
可以说，文学阅读和创作使得范雨素、王计兵、胡安焉变成更充实、更有自省能力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文学写作的对象，赋予像“我”一样的人生以意义和价值。
写“工作”及其三点创新
这些基层作家的作品最核心的主题是“工作”，他们以从业者的身份展示家政工、外卖员、快递小哥的工作机制。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不断崛起，文学叙述的重点也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现实主义文学中具体的社会、劳动关系中的主体，变成了现代主义文学中抽象的个体异样地生活在异化的荒原中。而现代主义文学善于表现文化、艺术等非物质生产，如对叙事的自反、对语言的自觉，反而较少关注物质生产（当然，这只是总体的个人观感，具体作品还要具体分析）。基层文学的意义在于以物质生产、体力劳动为对象，重新把生产领域打开，让不可见的生产和劳动变得可见，呈现具体的劳动过程以及工作中与同行、雇主和顾客的关系。在文学性上，我认为基层文学有三点创新。
一是文体不拘一格，具有混杂性。《久别重逢》不是“典型”的科幻作品，故事性也不强，其写法不是从情节结构、人物性格等西方小说的方法来叙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有点像中国古典小说，以人物为核心，一个人物连着另一个人物、一个地方连着另一个地方，用散点、蔓延的方式把很多人与事串起来。仅以第一章《一个梦》为例，就是从一个梦到另一个梦，梦里套着梦。从战国楚王幼子分封古襄阳写起，到1944年“我”的外祖父一家迁到古襄阳的楚侯府。从“我”在梦里变成一只海龟，到这个“梦”变成数学家特斯拉的分形、叠加空间，再到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希腊哲学家芝诺的时间“乌龟”、中国民间传说“牛郎织女”……这些不同脉络的文化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粘合”在一起，有一种浑然天成之感。《我在北京送快递》展现了20年来胡安焉所从事的19份工作，表面上看起来符合“非虚构”的规范，把“在物流公司上夜班”“在北京送快递”“在上海打工”以及“做过的其他工作”等经历都用白描的手法一一记述下来，显得有点繁复，但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对每一份工作的详细描述，包括每一次如何适应新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中如何与不同人打交道，反而使作品带有一种史诗感和荒诞感，这些不稳定的工作一次又一次改造、消磨着“我”的身体和精神。
二是对现代主义主题的挪用。《赶时间的人》以“时间”为题，对抽象的时间的描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议题，只是王计兵写的不再是《追忆似水年华》式的抽象时间，而是被时间所掌控的快递员的工作状态。受到平台算法规制的外卖员“困在系统中”，时刻与时间赛跑。因为客户三次留错地址，王计兵的三个订单都超时了，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赶时间的人”，这首诗有三段，分别是：“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一个“赶”字突出主体紧迫性；“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时间上的紧迫变成了一种空间上的位移；“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外卖员不是卑微的，而是“锤击大地”的“淬火”人间的主体。这种“赶时间的人”既把外卖员工作中如风如电的劳动状态呈现出来，又显示了劳动者处于“物化”和“异化”的境遇。另一首诗歌《墙》中，王计兵这样写，“一次意外，铁皮锋利的边缘/割断了我右手小指的肌腱/后来，这个小指慢慢弯曲僵硬/仿佛身体上多出来的一个钩子/这很好，方便我悬挂/生活里突然多出来的外卖/那些滚烫或冰凉的外卖/时常挂在钩子上/让我看上去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我”变成了挂着外卖的“行走的墙”。与外卖员相似，胡安焉的快递工作同样受到时间的规训，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快递员是“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社会的产物。
三是与他者关系的自反性。《赶时间的人》和《我在北京送快递》中所叙述的外卖员、快递员的工作，曾被专业的作家写过。不过，现在这些穿行于城市空间的劳动者不再是“被叙述的他者”，而是拿起笔，用文学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从被叙述对象到叙述者的转变，是基层文学在文学秩序上的第一重倒置。还有一重倒置体现在“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在《久别重逢》中，范雨素认为人与人在世间相遇都是亲人，这体现在“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休息时，照常领着我的两个女儿去赎罪，给所有得不到尊严的人一个温暖的仪式”。这种对他者的平等和尊重还体现在，范雨素写了两篇关于记者的文章《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和《我采访的记者》，这两篇文章逆转了记者与被采访者的权力关系，作为被采访对象的范雨素反过来“采访”记者，她以这种方式展现被采访者与记者的平等。胡安焉也提到快递员与顾客的关系，期待顾客能够“换位思考”，当“我”即将被快递公司遣散，“我”试着与客户告别，“对一些客户我是怀着感情的，虽然还算不上是朋友，因为我们对彼此所知不多。但也不仅仅是业务关系，我觉得我参与和见证了他们的部分生活：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宠物、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以及在唯品会上的消费内容，等等”。在即将失业、不受“时间”控制的特殊时刻，“我”与客户的关系也变成了平等的主体。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基层文学不只是一种素人写作或者自叙传式的个人独白，而是勇于呈现现代社会的核心逻辑，并尝试以文学的方式改变被时间所规训的人与人的异化状态。
他们因文学而被看见
王计兵谈到从写长篇小说到写诗歌的转变，与他使用QQ空间写日志有关，因为打字不熟练，也为了节省时间，他采用了诗歌这一在形式上更“经济”的表达方式。胡安焉疫情期间把《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发在豆瓣上，引起编辑的关注，进而完成了这本书。而范雨素之所以被看见，与2017年“界面·正午”发表《我是范雨素》的文章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写作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写作，其特点在于写自己的故事和生活，就像抖音、小红书、B站等平台上的UP主一样，是一种以自我为对象的自传式书写，只是与图文媒体、短视频不同，范雨素等使用的是文学语言，文学成为他们书写人生的文化中介。
他们的写作中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对家人和故乡的书写。这一方面与基层作家来自于农村、在城市打工，对故乡有着“天然”的情感有关，另一方面家庭和故乡也成为都市异乡生活的温暖所在。范雨素的《久别重逢》从第一章《一个梦》开始，到第九章《鬼神堡》，可以看成是一个少女从童年怀着能够催生灵兽的大桑树爷爷的灵梦，到成年依然寻找催生灵兽的“梦”游的过程。这里的“我”具有双重身份：一是“我”变成了负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主体，“每个人的肉身是无数个民族精英的繁衍、传承/每个人的身上都凝聚着祖先的魂魄/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我”出生在西楚霸王、刘邦、杜甫等历史人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二是“我”来自于由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组成的大家庭，“我”生下来就跟着当村干部的母亲开会、调节群众纠纷，“我”的哥哥、姐姐们也各自有各自的“宿命”。这种先祖的辉煌历史与个体家庭组成的当代史形成了“前世”与“今生”的关系，当代被历史化、历史被当代化，历史与当代成为“无缝对接”的彼此。王计兵的诗歌中也有大量的主题是关于母亲、父亲和故乡，如《故乡的尺子》：“只有拉开异乡这把尺子/才能量出故乡的尺寸/尺子拉得越长/故乡就越短”。《我母亲名叫包成珍》：“直到我开始上网/直到网站设置安全提问/我的答案是，包成珍/我从不设置自动登录/我一遍遍输入母亲的名字/包成珍，包成珍，包成珍”。这表现了诗人对母亲的思念和尊敬。
这些基层文学是一种先有人生的实践（行动），后有文学表达的创作方式，文学书写是对实践、行动的赋形。虽然他们经常提到从事文学写作不挣钱、无法靠写作来维生，但这种精神性的文学创作具有丰富的公共价值，他们因文学而被看见，一方面使得基层作家以写作者的身份参与各种文学活动，把劳动者的经验带入公共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具有示范和榜样意义，鼓舞更多的普通人有信心以文学为媒介，书写生动、真实、多样的人民生活。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