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珂
20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是彼时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宏大工程，其绵延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均为中国当代史所罕见。这种本为确保国家安全而发起的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超大型建设活动，也在经济和社会建设领域引发巨变。尤其表现在，那些偏远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山区或戈壁荒滩，因一批批全国各地建设者的到来而焕发生机。“三线建设”遍布祖国各地，凡偏远处皆有历史遗存，凡历史遗存处皆有“三线人”流血流汗的感人故事。但长久以来，反映这段历史并为其立传、表现这代人奉献精神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即使在有限的写作中，也多以零散的散文或报告文学为主。
《闪光的高原》以近似写实的方式，不事雕琢地再现历史，描绘戈壁滩风貌，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原生关系，不仅是作为小说家的李毅然在文学之路上忆往鉴今、笃情正心、锐意开拓的精神见证物，也是目前中国当代“三线精神”文学创作领域内出现的一部具有历史感和情感分量的长篇小说。它在题材拓展、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方面都展现出了此类创作少有的新貌与新质。
与“三线建设”紧密关联的自然地理及主要由建设者们锻造的“三线精神”，虽然在历史文件、馆藏文献或当事人的记忆中早有留存，但只有进入文学或者被作家们塑造，方才有流传后世并广为传播的可能。李毅然的《闪光的高原》，其题材价值和时代意义应给予足够重视。它的开拓性和示范性也对山东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启发。事实上，山东也是“三线建设”的主阵地，尤其在沂源县、蒙阴县等鲁南山区，曾是军工企业建设的重镇。这些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及其带有年代感的人物故事，都有待当代作家尤其是当地作家们去深入开掘与书写。
小说写作之于历史叙述最大不同在于，它更多聚焦作为个体的人在微观世界里的具体活动，侧重表现人物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生命境遇。《闪光的高原》主要讲述西北戈壁滩上玉明钢铁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集中塑造了建设进程中各类典型人物形象。玉明钢铁厂源源不断地生产生铁并直供后方各大军工企业，从管理体制、人员结构到运营过程，都是“三线建设”的一个缩影；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拖家带口汇集此地，他们克服困难的意志、战天斗地的干劲，以及流汗、流血或牺牲的场景，更是对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作出的生动又形象的注解。很显然，强化历史感，突出总体性，严肃地表情达意，成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修辞主调。然而，不同于散文与报告文学的纪实性书写，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早年亲历或亲见的直接经验与后来经由采访、调查、阅读等间接经验交互影响、合力生发的艺术结晶。直接经验加深了作者审美表现的力度，间接经验拓宽了作者审美再现的视野，一旦将两者统一在“三线精神”维度下并集中表达，就形成了一种有史、有识、有情，且偏于表现人性之善、开掘人格之美的文本效果。由此，也完成了对“三线精神”的真切溯源与生动赋形，有效呼应了新时代精神的寻根之旅。
从“十七年”时期的《红日》《红嫂》等红色经典，到新时期以来刘玉堂、李存葆、赵德发、夏立君等一大批重要作家所创作的作品，都在表明沂蒙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位居文学现场的中心地带。这当然得益于这些作家们对新空间、新经验、新形象的有力拓展与独特建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倾向于把李毅然的长篇小说《闪光的高原》看作是在这条延长线上继续开拓的结晶。这部小说讲述建设者们筚路蓝缕，在西部戈壁滩筹建钢铁厂的创业故事，尤其侧重描写山东沂蒙人展现出的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其中，周华胜、匡照明两个沂蒙籍军转男人形象，以及他们的妻子王秀英、胡春香，都是边疆建设题材文学中难得一见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作者将两对夫妻、四个人物置于西部戈壁滩荒僻而艰难的环境中，讲述他们因生活、生存和情感而引发的种种令人倍感心酸的故事，从而对沂蒙人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以及对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作出生动表达和集中反映。尤其对胡春香、王秀英这两个沂蒙妇女的描写更是见情见性，让人印象深刻。作为家庭主妇，她俩随夫从家乡来到大西北，在外像男人一样劳动，对内则养儿育女、照料家庭，伺候一家老少；因物质贫乏且住在逼仄的地窨子中而吃尽苦头；为日常生计不得不精打细算、磕磕绊绊。她俩也有女人的小心性或精神困境，比如，因丈夫与其他女人的密切交往而焦虑，因生活窘迫而婆媳不和，或处事不解而深陷夫妻争吵的漩涡中，或因失子而沉痛不已。作者以饱蘸情感的笔触细腻描写了这两个家庭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受的酸甜苦辣和生离死别，特别是通过细致的言语、行动和场景描写，刻画其或平和或泼辣、或温柔或阳刚的性格特征，读后让人难忘。
作者没有任何试图在小说形式上出新出彩的野心，而把全部情感和精力付诸笔下人物并与之同生死、共命运。这就决定了小说从语言、修辞到风格都不离“朴素”二字，而内在于其中的情感足够绵长、意蕴足够丰赡。描写人物或拓展关系，皆因情动而发，小说首先成了集中表现情感的艺术；建构意象或升华主题，又因物感而生，小说在艺术形式建构上也成就了一大亮点。书中的沙枣树作为意象统摄全篇，有了超越事物本身的象征意义。作者不仅赋予其人格品性，也将其上升为对那一代建设者精神风貌的整体指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