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有什么用？在我们这样一个快节奏的人工智能时代，这个问题不仅没有落伍，反而愈发凸显出当下意义，因为它涉及人的尊严、创造性与生命的本真等议题。当代社会，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的阅读，本身就是对人的主体性、主动性的一种调动，类似于经常用脑以防止阿尔茨海默病。人类为算法所驱遣，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性“痴呆”。当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甚至占据某种统治地位时，人的主体性必须要张扬，人必须活得更像人，而不是模仿机器。在这个意义上，医学、文学都是在关怀人、爱人，医疗行为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人文滋养。文学经典、医学人文、叙事医学，三者在关怀人的路径上，既一脉相承，又层层递进。
假使回到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及四大名著创作的历史现场，也许我们体验和感知到的也不过是为日常生活所淹没的文学火花，然而正因为有了百代以来人们的不断追忆、想象、叙述、建构与升华，才赋予了文学经典以超越时空、塑造民族性格气质的庄重意义，经典才反过来对今天以及未来人们的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个维度上讲，生命意义感的追寻与确证，是文学与医学的最大公约数。以笔者在大学教授了7年的医学人文课程的经验看，此诚不我欺也。
医学是科学的，同时也是人文的。“人”作为医学治疗与研究的对象，永远处于也应当处于核心位置。这一点，早在人类医学的孩提时代，东西方的医学经典中就已论述甚明。《黄帝内经素问》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希波克拉底誓言也说：“我决尽我之所能与判断为病人利益着想而救助之，永不存一切邪恶之念。”可见，作为一种观念与精神，医学人文出现得很早，但它作为概念被提出是20世纪的事了。按照郭莉萍《医学人文导论》的说法：“医学是人对于自身形态、功能、代谢现象及生命规律的认识。”它既包括生理、病理、药理等复合式的知识体系，也包括现代诊疗、护理、康复等医学技术，同时它还应该关注作为整体的人的健康、痛苦、拯救与保养。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能够战胜和即将攻克的疾病越来越多，可是蓦然回首，人们发现医学的边界依然在那里。人类可以解除的病痛，似乎并没有减少太多。更有甚者，不少疾患尤其是心理疾患，似乎很难通过简单的药物来直接治愈。清代名医吴鞠通就发现了这一点，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无情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那么，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如何为无情草木赋能，让它具备疗愈有情之病、有情之人的奇效呢？
这就不得不提医学人文的实践工具——叙事医学了。“叙事医学”的概念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伦于2001年提出，融合了叙事学、语言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2011年正式传入中国。在临床诊疗中，许多时候医护人员通过叙事，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讲故事来疗愈患者，其效果在心理学、精神科学领域已被证实。
文学作品因其富含叙事元素就成了疗愈身心的利器。文学作品对于叙事医学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对于培育医护人员的细读能力和共情能力大有帮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患者及家属的心灵抚慰与焦虑纾解。毕竟，文学叙事将一切个体变为“读者”，带领你走进忘怀得失、独存赏鉴的艺术世界，不仅会让人暂时忘却疾痛苦楚，而且还在不自觉之时为文本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所辐射。这在心理学上叫作“叙事传输”。文学作品的疗愈作用毋庸置疑，可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们的社会公众哪有时间去阅读海量的文学文本，进而成为“读者”、疗愈心灵呢？更进一步说，文学作品也有优秀与平庸、深刻与肤浅之别，在文学的疗愈作用这一尺度上，恐怕不太会有人相信开卷有益这个惯常说法的吧？
丽塔·卡伦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概念——“伟大的文本”。这些文本具备以下特征：“文本的形象语言必须是鲜活的、挑衅的、微妙的，并贯穿整部作品。文本还需要有时间的复杂性，如快叙或倒叙，时间旅行或时段重叠。”换句话说，适合文学疗愈的文本必须在文本结构、人物塑造、时空设置和隐喻意象等领域具备超越一般文学作品的阐释空间，能够帮助读者容忍模糊性、拥抱不确定性。在中国，这样的伟大文本恐怕非《红楼梦》莫属了。
《红楼梦》的伟大，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因为伟大也要有人懂。郎景和院士曾多次倡导阅读《红楼梦》中的医药叙事，笔者正是在医学人文界前辈的启发和鼓励下，先在北京大学为医学生开设《红楼梦与健康文化》课程，后将讲义提炼归纳为《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一书，通过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王熙凤、贾府四春，乃至晴雯、柳五儿等一系列小说人物的疾患、诊疗、药物和养生四重叙事，逐步展开大观园中疾病、医生、药物和观念这四个世界的探察，进而谈到小说中的每一具病弱的个体，都与家族衰亡的命运息息相关，也隐喻着潜藏的传统社会危机。小说人物的身心二元与天、地、人三才一样，都具备同源、互动、互感的结构。这是该书提出的《红楼梦》“祛病读法”之根本要义。
如果我们将文学文本、文体与古代小说叙事传统相照应，就会发现《红楼梦》中的医药叙事不仅揭示了曹雪芹对清代医药知识的熟稔，更让读者看到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价值观念与文化坚守。阅读《红楼梦》文本及其衍生品，欣赏《红楼梦》的戏剧、影视改编，甚或闭目养神、聆听当代名家创作的《红楼梦》歌曲，都可能成为繁忙的当代人生活的一种治愈。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人都扎实地生活在大数据的罗网之中，算法精确地为每个个体织造了感官与心理系统的信息茧房。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应对？是随波逐流，沉醉其中，躲进茧房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还是神完气足，劈面相迎，乱云飞渡仍从容，任尔东西南北风？作为当代社会的普通一员，在找寻生命意义的漫漫长路上，《红楼梦》能够激荡起中国人心底里油然而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能带给每一位读者均等的疗愈。
每一代有心的读者都能够从《红楼梦》中找到对自身独特境遇与经验的抚慰。20世纪70年代初，身处逆境的漫画大师丰子恺因病住院休养，他反复重读《红楼梦》，并在给儿子丰新枚的信中首次公开了自己要写《红楼百咏》的想法。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我们只能看到丰子恺的《红楼杂咏》三十四首。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位主角起笔，到贾母、王熙凤、金钏儿、刘姥姥，甚至张金哥、石狮子等等，都成了丰子恺的歌咏对象。诗如其画，丰子恺用他漫画家的独特视角跨媒介地展现了他心目中大观园的人物群像，又何尝不是他身处困顿之中的一种自我生命的拯救呢？实际上，从曹雪芹到丰子恺，再到今天的每个个体，都时时需要文学经典的慰藉、关怀与疗救。
今年是曹雪芹诞辰310周年。他用如椽巨笔为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读者勾勒出一幅大观园活泼泼的生命图景。从花谢花开体悟生命轮回，于虚实真假探求人性本真，在繁华盛衰中叩问存在真谛。文学和医学，它们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实则却都是沟通生命的途径。一言以蔽之，由身及心，就是“拿人当人看”，也就是所谓的“人是目的”。文学经典何以照进现实，看似切口很小，却触及了一个普遍而又深刻的哲学、伦理学命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