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从没去过南京，今年却一口气走了两趟。七月，我受邀参加了第七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飞往南京的航班上，我一边听歌，一边细想邀请函上的会议名称。其实，我听过很多关于南京的歌，可真要到南京时，耳机里却莫名其妙传来了一个摇滚乐队的歌。于是我单曲循环，平稳落地。晚上和朋友吃饭，说起对南京的感觉，我想要说早上听过的歌，还没说出口，朋友便一下子猜中歌名，我点点头，说南京真像一位优雅的夫人。

我不通乐理，比起音乐，我更在意歌词（这大概和我写诗有关）。有时，我又觉得有些歌连歌词都不需要听懂，只要品到意蕴就行了。那些天，在南京单曲循环的歌，好像只为了配合当时的心境和氛围。平日在黄土高坡上燥起来的我，在多少楼台烟雨中，竟也找到了摇滚乐队的一首抒情歌，略带忧伤地默默听着。

歌词是黑塞的诗，写于1944年4月的《珍重，世界夫人》。我听着歌，看着身旁诸多外国友人的脸，觉得世界离我愈来愈近。而且，我自己就是在译文的滋养中长大。

因为生活在多民族地区，我从小听到的方言中，夹杂着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外来语汇，也有藏语、东乡语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我学着读书写字时，也曾在许多翻译作品中寻找自己的明灯。这些年似乎从没感觉到奇怪，很自然地接受它的恩惠，可如今转念一想，我确实生活在各式各样的翻译之中却不自知。

想到这点，参加会议的我总算在友情之外，有了别的收获。那两天，除了开会，还有些参访的机会，印象深刻的是去中华门看瓮城。早在去的前一天，友人就反复推荐，说一定得去看看。我们在城墙底下徘徊许久，扶着那些刻在墙砖上的遥远的名字，上了城楼。主城台空旷无比，讲解员介绍，当年的城楼在日军的炮火下被炸毁了。我和几个朋友站在城墙上，看着城外的护城河，心情复杂。

看河的时候，我认识了突尼斯汉学家哈利德。我们拍了几张合影，立刻聊得火热，像相识多年的老友一般。我们说起他翻译过的作家老舍，说到《不成问题的问题》。哈利德也给我介绍突尼斯重要的诗人艾卜·卡赛姆·沙比，他说我应该会喜欢。说着话，我们从城楼上并肩向下走。我突然感觉我们之间、我们和那些古远的灵魂之间，冥冥中被什么东西牵连到了一起。

语言的确曾造成我们之间的距离，但难道没有用同样的方式让我们紧紧相拥吗？文学恰恰要在这巨大的沟壑之间，修上一座吊桥。即便桥身摇晃、铁索冰凉，也让我们彼此走得更近了些。无数的译者、译文是桥上的木板，不仅连接我们和世界，也沟通着我们和过去、未来。

在和哈利德的交流中，他经常用中国式思维跟我们开玩笑。比如一次午餐时，他说他是“80后”，另一个朋友问，是一九八几的吗？哈利德说，总不能是一八八几的吧？我们笑了起来。我们这些人，长得如此不同，说着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却为了相同的故事而牵肠挂肚，拍案叫绝。这能不让人感动吗？文学也好，翻译也罢，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无非就是这样不经意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知相识相通，制造我们所不曾设想过的浪漫。

在南京的夏天，我摘掉无线讲解器，跟随讲解员的脚步，仿佛要用这种细微的仪式感证明我想清楚了，文学非得离所有活生生的人都近一点不可。

下次再去南京，就是秋天了。回家的飞机上，我又听到那首歌，竟然觉得分外亲切，像是家乡小巷口站着的老摊贩。我的耳朵竖起，手同样不得空闲。我滑动电子书，屏幕上闪烁着翻译家钱春绮先生的译文，那是黑塞诗集较早的译本。逝者如斯，句子却留了下来。钱先生是这样翻译的：再见，世界夫人，再把你/打扮得非常年轻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