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到传统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站在当下的时间和价值维度上，戴着当下的目镜，重新回望过去的。因此，我们对传统的看法中，或多或少都有着现代性的审视，我想这就是“过去的现存性”。其实，对写作者来讲，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回望传统、追寻历史，也是为了让当下和未来活得更好，让古为今用，传统为当下所用。现在，社会的复杂性应该是空前的，比如大量信息数据等，都是崭新的。对于新东西，写作者应该如何处理？在我看来，其实小说家的做法，是在这个新生的、巨变的、复杂的当下，从旧有的、可供复制的、已被理解的过去中，寻找一种解读当下的方式。
我个人很喜欢书写传统文化，原因有二：一是本来我们的文化就是根深蒂固、深厚丰沛的，是一个浩瀚的资源库，面对如此巨大的矿藏，不去深入挖掘而另起炉灶，得不偿失。二是尽管我们谈到全球化、地球村，但是人还是跟他的民族、地缘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精神是从古老的传统和文化中走来的，它融入基因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脱离刻在血脉里的气质和品格。这都是传统的积淀。写小说呢，最终是要写人和人的命运。要写人，怎么能脱离他的来路？所以，基本上，只要在书写，我们的书写就不可能是一种纯粹外来的、崭新的叙事，我们一定是在做一种传统和现在的结合。
这几年，我创作了一系列跟传统文化有关的小说，比如《皮影》里的皮影手艺、《茶王》里的普洱茶、《惜樽空》里的酒文化、《二十一日酉时》中的醋文化、《淘澄飞跌》里的中国画、《天乐》里的民间音乐、《收藏家》中的崖柏文化、《囚徒》中的鼓文化、《食宴》中鲁菜文化等，大概在小说总量中能占到三分之一。在处理这种题材时，我会不自觉地运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融合，就是把传统文化符号的精神提炼出来，让它成为整个小说的魂和骨，从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文化符号上，凝结出一代人的精神气息。比如《二十一日酉时》中，醋的深藏、发酵，它的那种酸涩、深厚、粗粝，是有着乡村隐喻的。再比如《皮影》，这种技艺本身就生发出了“皮与骨”的巨大隐喻，而这个隐喻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阐发。或者像《收藏家》中对于崖柏的阐述：“悬崖峭壁没点儿活路，可就是这么拼命长起来了，见山开缝……风吹日晒的，但它就一股狠劲儿，非得把自己身价往上造……它低贱得让人敬畏！让人觉得亲切！”人妄图收藏崖柏，但其实崖柏才是“人世收藏家”，最终发出感喟：“生有大生，死有默，莫能更其道。终身知所同，然后勇而逝矣。”
另外一种是披挂。有时候，要用它来当成一种凝视当下的工具，只用皮，不用骨。比如《淘澄飞跌》里对国画颜料制取手法和国画制造工艺的穿插，都是为了体现这个民间画家同时作为街头屠夫的精神张力。小说的重点不是在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内涵上，而是在后半段的精神书写中。
传统文化如此丰盈宽厚，很多现在觉得不可思议和过时的思想，放在它的时代背景下，反而恰如其分。最近我在写一个关于死亡的小说，涉及丧葬和纸扎艺术。我去了解时，就发现丧葬礼仪本身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古人跟父母的关系是极其亲近的，又有着严密的纲常伦理。丧葬就把个体按照亲疏远近框定在一种仪式中，人无端地有了约束，也就有了依靠。这仪式如此烦琐，简直不近人情的同时，其实又饱含人情。
去年，我祖母去世，我参与到丧葬文化中。直到送她入土的那一刻，我才彻悟：祖父母实际上是我跟老家土地的一种牵绊，她走了，我就没有回去的充分理由了，会像地里刨出的花生藤，攀扯出来，被扔到了水泥地上。祖父母是我的童年、我的老家作为人形态的一种延伸。
落葬时，叔叔们把一半的坟冢打开，隔壁是我祖父的骨灰，有那么两个孔洞，让这新旧两个骨灰盒两两相望，相邻相靠。很久以后，棺木腐烂，他们的骨都会跟土和泥融合，他们再相会。这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冲击，我忽然感到了婚姻和坟墓之间的另外一层意义。在真正合冢的坟墓面前，我们讲那么多的情、欲、爱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从合冢的这一刻回望出去，尤其是你再看向参加仪式的齐齐整整的几代人，会觉得“开枝散叶”具象化了，对死亡本身也产生了一种新的神圣的领悟。
假设我们过于简化丧礼，匆匆离开，回到“生”的现实中，实际上会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丧葬文化作为传统“死”的文化，能帮我们找到“生”的意义。有感于这一切，我就写了《原身脱空》。小说从案件出发，写到了纸扎“束草为人形”，写到了鲁西南地区传统的丧葬仪式。因为有了“死”的对照，对“生”就有了更深邃的理解。于是，我在小说里写道：“丧礼在这片被城市化包围的土地上，泛起了一种雷霆万钧的回响。每一个消失的祖辈都再次敲响一遍，如此经久不息，继而敲响的间隔变长，声音变小，直到哑然息声，一切尽散去。薄如魂魄的纸扎，艳若骄阳的纸扎，一瞬间，祭奠了。”
对我而言，在书写它的过程中，除了感受到蓬勃的“死”和极致的“生”，还感受到了传统丧葬礼仪特有的文化魅力。我希望我的小说，也能带给读者这样的意义——我们从传统中，找到生的魅力，找到活得更好的冲动和慰藉。以此为例，我想所有的书写都能从传统中找到它的“来路”。理解了“来路”，就会对“去路”有更多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