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一场以“大河滋养的童年——故乡与成长”为主题的文学对谈在武汉举行。活动由江汉大学副教授陈澜主持，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携其新作《大河》，与武汉大学教授叶立文、叶李围绕小说创作、语言美学与生命经验展开对话。
从“大河”回到个人的生命河流
陈 澜：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都对《大河》的创作缘起感兴趣，能不能请您谈谈写作背景？您以“小切口”来写“大主题”，作品围绕长江文化展开，但书的章节标题大都是一些小而具体的意象，能否展开谈谈？
舒辉波：这部作品源于出版社的约稿。起初我是没有头绪的。直到一次参加汉江源头采风活动，站在陕西汉中一座山上的溪流边，看见那泓清浅的小水潭汩汩涌出，想到它终将汇成宽阔的汉江，流经我的故乡襄阳，穿过我求学的武汉，再奔向长江，我忽然意识到：这条河从来不是宏大的文化符号，而是我生命里真实存在过的那条河。这条河与我的呼吸、恐惧、欢喜紧紧相连。那一刻我明白了，写作不必追逐宏大主题，只需回到自己最本真的生命经验。
我为这部小说寻到了六个意象，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本结构：白马、黑牛、黄鸡、大河、沙洲、渡口。那是我某天坐在电脑前脑海中忽然浮现的。前三者是大河两岸生活里活生生的存在：白马是爷爷从生产队分回的军马，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黑牛是父亲倾尽积蓄买来支撑农事的劳力，也是他坚韧身影的化身；黄鸡由奶奶和母亲饲养，下蛋、送人、延续生命，是女性日常辛劳与温柔韧性的象征。后三者则直指河流本身及其延展的空间：大河是血脉与滋养，沙洲是人在贫瘠中亲手开辟的桃源，渡口则是告别与启程的临界点。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成全，共同构成一条从具象到抽象、从个人到普遍的叙事脉络。
叶立文：《大河》不是为了完成某个主题而写，篇章的结构方式，也没有刻意遵循某种小说技巧——更像是一种天赋，一种结构小说的本能。真正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一定是写作者与自身生命经验息息相关的东西——是“我手写我心”，而不是照着模板去写。《大河》就是这样的作品。我想到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暗示》里的一个观点：在语言不能到达的地方，还有“象”。语言不能到达的地方，就是具象——白马、黑牛、黄鸡。作家就是用这些具体的“象”，勾连起我们对故乡的向往与理解。
叶 李：今天我们对儿童、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是在教育功能、出版发行制度、市场定位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下塑造出来的结果。如果创作者牢牢守住这个边界去创作，多多少少会自缚手脚。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儿童文学，其实是真正的人的文学，甚至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儿童要面对的很多问题，其实就是人的根本性存在问题。《大河》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对于大河，作家有着最真实最直觉的感受——是从一种恐惧的印象开始的。读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以儿童为视角、以儿童为方法，处理的就不只是纯真、开心，不是把生活中的苦难强制性地过滤掉，而是必须去面对我们原初就会感受到的恐惧、忧伤、孤独。
语言之美：朴素与留白
陈 澜：《大河》采用双重视角展开叙述，行文使用简单、朴素而准确的语言。从创作和评论不同的角度出发，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追求怎样的语言艺术？
舒辉波：我认为，作家的创作不应该有太强的个人意志或目的性，否则讲出来的故事就会显得牵强。作家需要跟笔下的人物进行适当的“妥协”，让故事能够更自然地、水到渠成地生长。我常常拿自己的作品与那些伟大的作品比较，并时刻追问自己：那样的句子我写得出来吗？很多时候，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在现实生活中每每遇到一个瞬间，就会尽力在内心寻找最准确、最朴素、最简单的句子来描述它。我一直有一个执着的语言追求：准确、干净，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德。
此外，我还希望能够营造一种汉语的“美的留白”。比如我们都很熟悉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全部是名词，一个接一个，放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最后一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出来之后，让前面所有的名词都成了意象，成了作者寄托情感与愁思的载体。这是汉语的艺术。这种意象化的表达，留下了大量的空白，有点像电影语言——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呈现，需要我们自己去“脑补”。
叶立文：读《大河》，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舒老师是一位对汉语怀有“敬畏”之心的作家。这种“敬畏”，指的是他尊重汉语的表达习惯，尊重汉语的语法规则。在《大河》中，我读到了干净的、优美的、有尊严的文字表达。不管文学观念多么复杂、多么多变，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这个根基是不可动摇的。
叶 李：好的语言对写作者提出了三种要求：第一，要有好的感受力；第二，要有将这种感受力进行艺术转化的能力；第三，要有人生态度上的真诚。此外，我们常说新时代文学要书写“中国经验”。我认为，好的语言本身就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自清、冰心等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会进入语文课本？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既漂亮，又缜密、标准的现代汉语。这是值得当代作家思考的问题。
白马、黑牛、黄鸡、大河、沙洲、渡口，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意境其实是相似的。白马、黑牛、黄鸡之间，有一种颜色的参差错落。这种色彩的错落，其实也代表着人生形态的丰富。白马代表着对神圣性的向往。但它进入日常的世俗生活，与家庭结成了跨物种的伦理情感。黑牛更像是父亲那一代的形象，勤勤恳恳，辛劳而卑微，无私地付出。黄鸡是女性的象征。大河是滋养，我们从大河当中“得活”。沙洲是鳖叔在大河上开辟的桃源。但桃源毕竟要经历风雨，它不可能让我们永远躲避。所以，我们必须从自己的梦中走出，来到渡口通向一个更大的世界。
从个人经验走向普遍与广阔
陈 澜：读《大河》的时候，书中塑造的父亲形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这不仅是作家一个人的父亲，也具有天下所有父亲的共同品质。能不能谈谈对这个形象的理解？
舒辉波：大河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看到的河流，向大河学习，是我在这部作品中想要传达的美学理念。书中，我借角色“芝”之口说出了一句话：“你看这条大河，它发起脾气的时候可以掀翻一条大船，可是它温柔的时候，可以让一片柳叶在河面上漂。你不知道它内心里藏着多少险滩和暗礁，可你看它如此平静，如此安静。”
一个作家如果能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出发，去反映和表达全人类的普遍情感，他所书写的东西才有可能引发人们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我想，这样的写作就是从个人走向了普遍与广阔。我之所以以自己的父亲为起点，是希望从他身上寻得一种朴素的、真实的、真诚的情感。作家如果足够真诚地表达自己，也是给读者一面镜子，让他们在这些人和事里照见自己，从而引起共鸣，触发同情心和同理心。
叶立文：我也非常认同，一个好的作家一定需要从个人经验走向普遍性经验。一部好的作品，有时候会让读者暂时脱离现实的状况。舒辉波笔下的父亲形象——那种坚韧的品质，那种为家族付出的精神，包括那个让我印象极深的“头上冒气”的细节——使我想起我的父亲。我小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父亲驮着我的时候，头顶上冒着一团气雾。读到这里，我瞬间被触动了。我的老家在甘肃，离汉水很远，却依然能在他的笔下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自己的故乡。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好的作品，总会把我们尘封已久的，连自己平时都察觉不到的经验重新唤醒。
叶 李：我非常喜欢作品里的父亲形象。《大河》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父亲，他劳苦终年，卑微的一生。读完作品，不难发现一个巨大的反差——我并不会认为父亲的一生是卑微的。我们今天对“大写的人”有一种冲动的理解：似乎只有注入了某种时代内涵，才能成为大写的人。但读这部作品，父亲面对绝对的生活贫困，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意志。读到这里，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儿童文学乡村书写的当代意义
陈 澜：小说写到了很多新时代乡村儿童的生活细节，对于当代青少年读者来说，书写乡村经验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舒辉波：我创作的时候想，《大河》一定不是要划出一条河，让它隔开我和读者；相反，它应该成为一座桥梁，让人从河的此岸到达彼岸。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一定是有趣的故事。前不久我读到钱理群先生的一段话：“我最看重的‘童心’，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不受拘束的想象力，自由自在的游戏精神，以及与生俱来的善良与爱。”如果一个人有好奇心，有想象力，有游戏的精神，还有爱与被爱的能力，那就拥有了健全的人格。回到问题本身——孩子能不能读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当时写的是个人际遇，可我们现在读，读到的是另外的东西。好的文学，应该有穿越时间的生命力。它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跨越一个又一个可能被视为障碍的东西，直抵人心。
叶 李：关于乡村生活经验的当代意义，我想谈两点。第一，如果我们还能从“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中感受到一种活泼的生趣，就能从乡村的自然中感受到力量。第二，我们必须保有一种想象其他生活的能力。只有这种能力，才能让我们过好当下的生活。乡村生活离许多城市孩子或许很远，但它是一种有着强烈的“附近”意义的生活。现代科技虽然带来了生活上的便利，但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当我们在大城市经历“附近的消失”时，乡村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即便我们无法进入乡村生活，保有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想象，也能成为我们今天都市生活的一种参照。只有当你理解了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才会用那种可能性去治愈今天生活中的某些伤痕，让它变得更好。
陈 澜：我们今天的交流也如一条缓缓流淌的大河，从个人的童年记忆出发，最终汇入关于文学、语言与生命的广阔思考。不仅是对一部新作的解读，更是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次省思。这启示我们，好的儿童文学，应当是“面向人类的、具有永恒价值与力量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