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生态文学创作，对许多作家而言是一种偶然。由不自觉到自觉，这个摸索过程，就是中国生态文学崛起的过程。

决定一个作家写作方式的，往往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际遇最终与生态文学挂上了钩，他的写作便最终选择了生态文学。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因为不喜欢城市，将自己放逐在了遥远的荒野和森林。精神与肉体遭遇过各种状况，这就是自我折磨的过程，但这很符合我的个性。所谓“热爱荒野”和“孤独的勇气”，一是你得有条件，有一份收入保证你在荒郊野地不至于饿死；二是你得有一个好的身体，一副好脚力，有瞎折腾的本钱；三是你得自信，能把你的所见所遇写成漂亮的文字。所以，在山野里行走和乱跑，脚下一定是生态文学的发生地。因为没有太多的目的性，会遇到许多突然的好事、坏事，最后坏事也变成了好事。

我喜欢搭帐篷露营，跟一帮新结识的朋友在荒凉之处碰杯，称兄道弟。我喜欢遇到山上的农户，我知道，一进屋我就会有一大堆收获。我喜欢在陌生的大山里与风景、村庄偶遇，跟一个山民聊天，看他背的是什么，就会有故事出现。我喜欢陌生的一切。这就像读小说，我对陌生的小说会有阅读兴趣，而对似曾相识的作品会远离。

在山野里行走，是对大自然的信任，是受内心某种东西的驱使。这种东西是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但喜欢山野总是没错的，就好像一点点地甩开了坏人的追击，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喘息一会儿，满心欢喜，浑身轻松。灵感和思维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过去沉重的影子。就像电脑重启，人生重新开始的感觉，大脑彻底清空，所有漫上来的想法全是新鲜的，像婴儿一样喜悦。

在山里行走，不是因为有恶人围追堵截，不是像当年的杜甫一样为生计所迫、四处漂泊。梭罗在去瓦尔登湖之前，也写过许多好作品，还调查过河流的历史，写过森林和野果的故事。他去瓦尔登湖并非去写作，而是想过一种自给自足的极简生活。但在不经意间，一本《瓦尔登湖》横空出世，成了世界自然文学永远的经典。所以，一切在似与不似之间。太有目的性的写作，出现惊艳作品的几率反而不高。所以我认为，生态文学，不仅仅是深入生活的产物，更是生活的产物。

我有时候也会把我的山野行走拔高，把自己同历史上的归隐、隐逸联系起来。但我清楚，这是不同的。固然可以说，作者钟情大自然的写作，与古代文人士子的隐逸情怀、终老林泉的生命目标有关，但我们大概达不到那样的有闲和超逸。我就是想跑远一点，跑野一点。城市生活的压抑和焦虑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跑一跑是有益身体的，乱跑更好。没有“接待”，没有“日程安排”，信马由缰，走到哪儿是哪儿。

这些年，我几乎跑遍了中国，而且跑的地方是我喜欢的。山川、河流、草原、森林、湖泊、沙漠、戈壁、湿地、海洋，虽然有时候是带着任务出行，但也大体上属于乱走乱跑。比如我为写一本《山水云南》的书，跑遍了云南各种雪山、森林、湖泊和20来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去了遥远的独龙江、怒江。我会做足功课，写出深度，把这种行走当作天赐良机，关心更多地域的文化、历史与生态，让文章有思想，有文采。

古人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但“文”从何来？在我看来，从山水中来。看尽了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千娇百媚、天生丽质，才有作品的千姿百态、千娇百媚、万种风情。古人说的文章“得江山助”，就是认识到了行走的巨大作用。前不久，我去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故乡莒县。他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正是经验之谈。那些汉赋大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其作品雄浑开阔，便得益于他们周游四海的经历。而李白、杜甫的诗作，后人也常评价其得益于秦蜀山水。

山水是大景，大景必有大文。草木禽兽、森林雪山、湖泊沙漠，每一处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其卓绝之处。大自然的山川草木、珍禽异兽，是送给作者的大礼。面对它们时，我们的文字会获得巨大的能量，会如获神助，会带来异质的惊喜。

中国的文学，从诗经楚辞、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到明清小品，古人把我们汉语中最美好的词汇，几乎都献给了大自然的山川草木、珍禽异兽。反过来，这种书写又哺育了中国人的情怀与性灵，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文人的气质，还为我们的文学作品定下了某种书写与鉴赏的标高。

在这些年的写作中，我碰到了大量的人与自然相处关系的问题。人的命运是我写作的中心，这是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坚守的。但我又真实感受到，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自然风景、鸟兽草木正渐渐消失——这个问题也很严重且紧迫。因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逼仄、生活节奏加速和精神焦虑等因素，人们身不由己地远离并且忘记了星空、森林，忘记了河流流淌的声音，忘记了波浪的声音，忘记了草木的芳香、鸟兽的叫声。我在荒野中倾听和观看这些时，往往有着孩童般的感动。也许，有条件的话，我们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哪怕只有几天的时间，我们也要将自己交给大自然和荒野，走遍山河，身心两悦。足迹所至，皆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