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不读原著，仅凭二手甚至三手资料阐述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采取寻章摘句的做法，不问出处，忽视语境；甚或不负责任地添加一些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原意或未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见解。鉴此，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规范，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做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是时代的必需。

研读经典文本

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扎实的文本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本前提。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要特别注意发现和纠正一些被遮蔽和被歪曲的东西。西方曾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我国某些研究者也附和这一观点。其实，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解放问题有相当深入和前瞻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初创时期就十分关注“有生命的人”，并且追求人的全面解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社会历史都是与人相关联的，离开人的活动，任何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基础和目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又如，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忽视了人的感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新感性》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缺。而当我们阅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发现马克思很早就谈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并特别强调了人的感性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不仅仅指人的现实解放，即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占有物质和获得生存自由，也不限于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压抑，拥有自由意志；人的解放将意味着“一切属于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属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情、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官能”都在此列。（同上，第77页。） 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在潜心研读马恩原著中才能得到发现和纠正。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置于文本语境中，在阅读通篇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例如马克思关于劳动与美的关系的论述，原著的上下文是这样的：“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同上，第43页。）这里的“美”是与“宫殿”、“机器”、“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对立面则是“赤贫”、“棚舍”、“愚钝”。国内高校有些文科教科书单挑出“劳动创造（生产）了美”这几个字，并将此解释为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这显然是有偏颇之处的。在阶级、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因此，只有认真阅读原典才能准确理解马恩的基本观点。

在研读马恩经典文本的过程中，还应该有意识地寻找和开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的思想观念。例如，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和辨析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学在当代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境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性理论也对人们认识已进入当今社会生活领域并内化为人的行为方式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点极有启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因此，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资源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从原著中提炼出新的思想和新的观念，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把握历史语境

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规范还应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将其置于具体历史的互文系统中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过程。

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有其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其文化传统和思想先驱等。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参照系至少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从事和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必须与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联系起来。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学艺术的吸收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都具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对古希腊的神话和悲剧相当熟稔，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是信手拈来，同时也十分了解狄更斯、海涅等人的作品，并鼓励和高度评价了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西方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传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的土壤，而且是他们的理论武库，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社会问题、阐述科学理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黑格尔的历史意识和辩证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了的自然与精神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同时，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了革命性的改造，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能动方面。四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联系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地吸收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并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提出共产主义的蓝图。正是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宏阔语境。

加强整体研究

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还须加强整体研究。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多是分而治之，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就具有一种跨学科的性质，它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如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必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艺术生产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消费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整体研究时，我们将改变那种把对象限于特定范围之内，用切割的方式深入开掘但缺乏沟通的做法，而采用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以宏观的视野发现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内在联系，立体化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性质和特点。当然，这种整体研究也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即不仅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需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思想和成就。

“回到马克思”，是要回到一个完整的马克思，全面的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还包括综合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阶段的思想发展，以及经典作家之间的继承和补充。换句话说，我们既要看到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区别，又要看到其间的必然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理解他们的思想。并且，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合作者和继承者，两位伟人的毕生奋斗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在研究中应防止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防止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起来的倾向。

坚持理论创新

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规范不仅仅是回到书本，也不是回到过去以寻找和凝固为一种原旨主义式的本真教义，而是在现代学术背景下研究马克思，在理解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实现经典语境和当代语境的融合。在总结30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如今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仍是沿用20世纪80年代的话题，因此强烈地感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需要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不可能完全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完成，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是在思考和回应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中产生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回答当代社会的问题。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审视文学与经济的关系？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如何应对高科技的影响？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应对文化霸权的侵蚀？最重要的是在当代社会如何确立人生理想，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等等，这些都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回答和解释，而正是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和创新也不是靠少数人实现的。一种只被少数人了解和掌握的理论，无论它怎样先进和科学，其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人们可以理解的思想资源，才可能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实践。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转化为“大众话语”，让更多的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民众的自觉追求，这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的使命。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让人们切实感到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而这一工作本身既是现实的需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无与伦比的先进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历史视野和辩证精神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领域，已具有一种元理论的功能，它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作用。在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在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批评乃至后现代研究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幽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中国拥有一批坚定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者，并且在中国，也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拥有最广泛的支持和最充分的现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