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桃李》至今，你的创作无论题材还是风格都在变化，比如同为历史题材，《零炮楼》与《老风口》风格很不同，前者幽默，后者凝重伤感。这是有意追求的吗？

张者：作家要是不断重复自己，那就会成为一种无聊的写作，让人提不起兴趣来。我无法想象一个作家在不断重复自己时的写作状态。题材和风格的不断转换，是对一个作家的救赎。这种转换能将一个作家从“空仓”状态变成“满仓”状态，在文学的进程中不至于踏空。在写作中找到支点，满腔热情地投入进去，这个过程中你会不知疲倦，处于亢奋的激情中，甚至不舍得一下就把作品写完。当然，不断地转换和变化需要能力。也许题材转换比较容易，可风格转换就很难，风格改变应该是从题材转变开始的，这算是一个捷径。不过风格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零炮楼》幽默中不乏凝重，写抗战题材，想彻底的幽默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民族之殇。而《老风口》凝重伤感，这其中也不缺少幽默——一种啼笑皆非的幽默。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一切的幽默都被大风刮走了，剩下的都是凝重和伤感了。

记者：《老风口》中虚构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结合，穿插了很多翔实的史实，你是怎么查找这些材料的？

张者：虽然常说虚构是小说的灵魂，可是有些小说却离不开历史，或者说在小说中必须交代历史。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兵团的产生和发展除了专业人士外，一般读者都不了解。这时，将历史在小说中展现出来，就成了我写这部小说的重要任务。如果不这样做，很多故事读者看了也许就有种海市蜃楼的感觉，甚至对那些离奇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我在查找资料时，被兵团的发展历史迷住了，那些史料那么精彩又鲜为人知，要不是为了写小说，也许我会一头扎进那些史料堆，成为专门研究兵团史的学者。我是兵团人的后代，在新疆生活过十几年。从中学到大学有一段空隙时间，我被推荐到新疆兵团某师史志办去帮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新疆兵团的发展历史。这些历史就像一部大的传奇，十分吸引人。冥冥之中，我感到了这些历史材料的价值，觉得有朝一日如果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小说，那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成了一个有心人，将那些下发的油印材料都好好地保存下来了。20年过去了，其间搬过无数次的家，丢了很多东西，这些油印材料却至今都保存完好。当我写作《老风口》时，这些史料终于派上了用场。根据这些没有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材料，我还打算写两部关于新疆兵团的长篇小说，一部叫《季节河》，写开发塔里木河的；一部叫《海子滩》，写罗布泊的。

记者：写这部作品用了多长时间？

张者：写《老风口》用了五年多，这是中国作协首批重点扶持作品。我耐心踏实地写，每天大约只完成一千字，心里一点也不急，不知不觉就完成了。我知道这本书意味着什么——那是一部献给父辈们的书。兵团人是一群特殊的群体。这群人是屯垦戍边的人，是拓荒的人，也是我的亲人……作为兵团人的后代，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样一群人，是他们在荒原上、在大漠中、在戈壁滩上扎下了根，献出了青春后又献出了子孙。他们既是建设边疆的农民和工人，又是保卫边疆的战士和将军，更是稳定边疆不可缺少的“定海神针”。

记者：《老风口》初稿完成后，作家出版社请了几位评论家召开改稿会对作品进行打磨，你觉得这样的做法对创作有多大影响？

张者：听取意见修改作品，这在以前是十分正常和必须的事，过去出版社或文学期刊为了让作家修改稿子，把作家弄来，一住就是半年，现在这种情况少了。这么“奢侈”的事情让我赶上了，我只能对作家出版社表示感谢。

一部书一旦出版，作者就无法控制了，它将在读者心中定型，这就像一个孩子生出来了，你发现他的眼睛小了、嘴巴大了、脸上有疤，想去改变他已经不可能了，读者也不容易接受。有人说好作品是改出来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非常欢迎这种方式的改稿会，认为这是我参加的一次最有文学价值的研讨会，是我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