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笠耘同志，正像他的名字那样，是位戴着斗笠站在文学的原野上辛勤耕耘的人。我和笠耘同志接触不多，好像只在一次文学集会上见过一面。1988年秋，他被中国作协评为全国优秀文学编辑，我真为他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笠耘的同事曾告诉我，他给人的印象是个为人方正、工作谨严、衣着整洁、谈吐儒雅的学者型编辑。这使我立即联想到了中国作协书记处的唐达成。像达成、笠耘这样的同志，我内心里对他们一直怀着敬佩的心情。

1988年6月，王笠耘送给我一本《小说创作十戒》，并在扉页上工整地写着“守仁同志指教”的谦词。阅读这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得悉笠耘是个有心人。他写了大量的读稿札记，把来稿中写得失败的关键段落一一摘引下来，指出其缺陷和弊端，供写作者参考。他不迷信中外名著，讲出它们在结构上的某些败笔，引起作者的警惕。

《小说创作十戒》这部书，总结了他几十年审读作品的经验，使我这样的同行读来格外亲切。有许多问题，我也感到了，但没有像他那样作出系统的分析、清晰的梳理。该书《三戒·结构坍散裂》中有一节《难寻难找的金丝线》，谈到有的作家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积累了许多场景、细节、人物、生活故事，如果找不到一条金丝线把它们串联起来，那只不过是一堆散乱的素材而已。只有找到了那条金丝线，它们才可能从原料升华为一条精美的项链、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这段话完全说出了我在多年编辑工作中的体会。1987年，有一位伊克昭盟的作家告诉我，他在内蒙古下乡插队劳动期间，储存了几个难忘的生活细节，比如房东女儿热恋着他、亲近他；秋天可到黄河滩上捡到大量鸟蛋；撑船时饿得吐酸水，船老大偷偷把喂马的黑豆给他吃；冬天汽车可以从结着厚冰的河面上开过去，船过激浪崖时如何惊心动魄……据此他想写一部名为《河路汉》的小说，可是鼓捣了五年也没写成。因为这几个难忘的细节、人物相互之间没有紧密联系。我听了就建议他用一条情绪线把这些零乱细节串起来。我说：“设想你现在要离开这个插队多年的地方了，你坐在黄河岸边，离别的情绪紧紧缠绕着你。因为惜别，你脑子里很乱、很激动，平时积累下来的一桩桩一件件难忘的事情紊乱地涌上心头，出现在眼前。这时细节与细节之间不必渗透、连接，只要用离别的情绪把它们串起来，让每个细节都浸润着离情别绪，定会写出一部好作品。”根据我的建议，他超水平地作了发挥，写成了一部后来被文学教授作为艺术分析范例的佳作《红橄榄》。该书还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他又被邀请到大洋彼岸作访问作家。

该书《八戒·生活实感弱》中《跳进小说里去》一节提到了我当责任编辑的《高山下的花环》。笠耘同志在书中说：“《光明日报》登过一条消息，报道新华书店选出了1983年十种最受欢迎的新书。其中，只有一本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这部中篇小说，从艺术上讲，并不是十分圆熟的。它有个别落套的情节，结构上也有松散的地方，但是它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最主要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部队生活的矛盾，突破了陈旧的模式，更在于作者有激情，钻进了角色，冲进了矛盾冲突的火焰，使整个小说燃烧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他这段话十分精到地指出了《高山下的花环》在艺术上的不足和特别感人的地方。他说的也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今年3月底，我和崔道怡去拜访刚从美国新奥尔良探亲回来的玛拉沁夫。谈到当代名编时，他首先提到的是王笠耘。他怀念笠耘同志对内蒙古作家的提携和帮助，并对这位伯乐深表感激之情。我想起了笠耘同志对内蒙古土地的热爱。记得他和冯牧、王蒙到内蒙古东北部采风时，看到扎兰屯的优美风景，赋诗一首：“六十条河绕青山，绿阴深处是扎兰，出门三步入画里，到此不再忆江南。”

王笠耘同志不仅是学养深厚、富有经验的编辑家，他在创作上也有丰富的收获。除了理论著作《小说创作十戒》外，他还出版过中篇小说《春儿姑娘》、长篇小说《她爬上河岸》以及诗集《心花飘向远方》。

我始终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历届领导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编辑家，他们是出版界的国家队，而王笠耘又是国家队的主力。像我这样仅属于地方队的一名编辑，一直把以王笠耘（包括在翻译文学著作方面我的恩师孙绳武）为代表的国家队作为我学习、敬仰的榜样。像笠耘同志那样德艺双馨、编创全能、中外文学齐熟悉的人才，在当代文学界、编辑界实属罕见。因此，活着的我们理应怀念他、追思他，铭记他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