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腐败是一种政治瘟疫，它的大面积流行、蔓延，严重地侵蚀着党的机体，败坏着党的形象，毁灭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腐败不除，党将不党，国将不国。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把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提高到亡国的层面加以强调，向各级干部敲响自律的警钟，原因即在于此。近年来，在惩治腐败上，党和国家又进一步加大了工作的力度。陕西定边作家张效友的长篇新作《国家誓言》，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杀青的。作者把他的这部小说称作“地地道道的反腐倡廉的政治小说”，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对党政官员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的忧虑。
在艺术方法和叙事策略上，作家选取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全能叙事角度，展开了盐川市尖锐复杂的反腐倡廉斗争的画卷。作品的故事，始于原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市长孟浩君，他因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极刑。孟浩君是建国以来A省贪污数额最大的厅局级干部，达800万元之巨。按照刑律，他被处以极刑，也是罪有应得。问题是在与案件有关的线索、证据并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市委书记寇昌雄就干预该案并促使其仓促结案上报，在获省高院批准和最高法院核准下达执行死刑命令后，迫不及待地把孟浩君送上了西天。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一大批甚至比孟浩君还要贪婪的腐败分子。
故事的主要冲突是在盐川市的干部队伍中展开的，时刻围绕着反腐倡廉这条主线。在这一场邪与正的对决中，正的一方，是以市委副书记江海云、检察院检察长垣凌霄、垣凌霄的儿子——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队长垣岩柏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在作品里，正的一方相对处于弱势：垣岩柏虽一直坚持正义，但他先是被调离，后来在赴盐物县上任的路上遭对手借助黑道的暗算，险些丢了性命；江海云，也是先被调离现职去省委党校学习，后又遭到诬陷，受到对手精心设计的“嫖娼”圈套的栽赃，他说不清道不白眼睁睁被冤枉。他们的反腐败斗争，反倒像当年地下工作那样，只能秘密进行，且处于整体的守势。而可能支持他们的省委书记林树晗，还远在北京的中央党校学习，过一些时候才能回来；另一位可能支持他们的省纪委书记因病住院手术；省长肖紫龙在省委常委中也是形单势孤。当然，从全国反腐的大局看，上有中央的决心与部署，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在如盐川这样的地方，在不久的将来，局势也会转化到对坚持正义、坚持党性的江海云他们有利。
虽然从长远来看，腐败分子肯定会覆亡，会受到应有的法律的惩处，但至少在作品结束的时候，他们还正处于弹冠相庆的巅峰。在盐川市，腐败分子们因为实际存在的利益链，而结成一张严密的、类似于毒蜘蛛网的黑色网络。这个网络是由一些利益相关的官员编织的，它由本应属于人民的各级权力系统、施政系统异化而来、蜕变而成。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本应有的共产党人、人民公仆的身份，一个个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吸血鬼。
寇昌雄，他的公开身份是盐川市委书记，有着全国人大代表、劳模等许多耀眼的光环或头衔。在市长孟浩君犯事被捕、被审、被判、伏法的过程中，寇昌雄利用手中的权力、狡诈圆练的权术，成功地灭了口，完成了与这个本是他们同伙之人的切割，不仅保全了他自己，而且保全、强化了他的权力和他的团伙。他成了这里党政最高权力的掌控者，而他的这个团伙则是骑在600万盐川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盐川人民的死敌。常务副市长瞿忠瑶、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欧阳云理，还有中院院长廖承暄、财政局长窦维兴等，都是寇昌雄培植的死党，同时他们各自又都操控着某一重要方面的大权，可以利用这些权力为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团伙寻租。
在省里，寇昌雄又与大权在握的副书记彭廷举结成死党，在盐川为彭本人和他的儿子彭飞虎谋取开采油井等的巨大利益。在省纪委，副书记窦维山也早被他收买，窦宝林跑到这位族叔那里告状，也还是没有跳出寇昌雄的手掌心。寇昌雄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和彭廷举利用盐川市领导班子大调整之机，表面上是通过正规干部考核程序，实际上却是少数人暗箱操作，不仅把自己安排到省里做了副书记，官升省部级，而且把他的狐朋狗党都安排到了各级领导岗位。盐川权力的大树，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蛀虫，几乎被蛀空了。
腐败分子们在未被揭露、未成阶下囚之前，都有着公开的和私下的两重身份、两副面孔、两种语言。公开的是官员的身份，讲着官话，满口的马列主义，满口的社会名词，满口的仁义礼智信；在私下，在他们团伙亲信之间，则男盗女娼，灯红酒绿，吃喝嫖赌抽，什么缺德事都敢干。
居安思危。张效友作为作家，正是从对寇昌雄腐败团伙的揭露和批判中，表达了他深沉的社会忧虑与危机意识。他的这部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向我们的民众，向我们的官员，展示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作者在后记中说，《国家誓言》是他的政治反腐小说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国家尊严》已有了初步的计划与构思。在第二部中也为后续故事情节的展开，预设了伏笔和线索，预留了空间。为了使第三部写得更好，从第二部看，艺术上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如叙事的过程还可精炼；人物性格个性化还可以加强，以摆脱类型化的倾向；与人物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让人过目不忘的细节与对话，包括心理分析，都还可以加强。正如恩格斯一再强调的，要让倾向自然而然地从描写中流露出来，要“莎士比亚化”，而不是作家自己跳出来做鉴定、贴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