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五六年前，经贺抒玉老人介绍，我认识了张效友。当时，效友说自己虽然已50出头，但钟情于文学，只有文学能救他，能改变他的命运。对于他所立下的誓言，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说喜，是文学战线多了一位执著的追求者；说忧，是以他的未上完小学的文化程度和终生务农的全部阅历，以及本来就很羸弱、病魔缠身的身体现状，能在文学创作这条崎岖的山路上攀爬吗？我当时就想劝他去打工或干个小生意养家糊口，不要为文学徒劳付出生命代价，只是出于礼貌，话到了嘴边又收回了。

时隔不久，他又来找我，还带了许多陕北特产，有小米、黑豆、荞面、粉条、沙棘油等等。他背了好多，说除了送我，还要送文学界的许多熟人。看着他消瘦的身子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恻隐之心。本来还想劝他不要搞文学，又一次讲不出口了。

后来几年，他不时地通过电话或手机和我联系，讲他的家庭以及个人命运，也讲对社会、时局的看法，并慢慢地讲述他的创作计划。说实话，尽管已成了熟人，可是对他的文学感觉和文字功力仍持怀疑态度。因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我常常在午休、深夜或黎明时分听到电话或手机响起，打开一看都是张效友的，就有一种既推辞不了又有些嗔怪的心理。除了不断打电话、发信息，他还时不时地乘长途汽车把土特产一次一次地送来。当我多次看见他把这些土特产分了又分、端详了又端详，然后扛起来分头向朋友送去时的身影，我终于打消了对他的所有嗔怪，一股理解、同情和赞许的心情占据了上风。

一个强烈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萌生：这个张效友如此坚韧和执著，说不定哪一天真的能写出一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而且一定是反腐倡廉题材的。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陕北人民身上共有的品格和习性——敢想敢做，认定了事就下功夫去干，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我还由此想到了曾经贫瘠的老区为何能出李自成、张献忠，又为何能出貂蝉和兰花花。这就是地域文化使然，这种独特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对接之后所融合的新鲜血液，决定了这块地域人的精神，包括品格与性格。张效友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从张效友身上，我还看到了路遥的影子,甚至是柳青的精神遗存。这两位文学前辈和英才，不但是陕北人民的骄傲，也是陕西人民甚或是整个中国文学的自豪。陕北众多的文学青年，之所以走上文学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柳青和路遥的影响与熏陶，或起码是通过熟读他们的作品之后产生了很大的精神认同。这种鼓舞与激励作用太大了,以至于许多文学青年把文学创作当作求职、改变生存方式或命运的手段，而梁生宝和高加林也就自然成了他们学习与效仿的精神偶像。我曾接触过不少陕北的文学新人，也和他们进行过深入的思想交流。我发现，当他们谈及柳青、路遥时，眼睛总是为之一亮，脸上所骤然产生的豪迈与自信让人顿生敬意。

现在，经过数年的艰辛努力，张效友克服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终于有了《国家誓言》这本厚厚的文学文本。作为他的一位知情者和交往多年的朋友，除了祝贺他的成功，我最想说的话便是：张效友算得上是一位血性的陕北汉子，他瘦弱的身体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这就是坚韧和执著。这种坚韧和执著，不但可以成就文学事业，也可以成就政治抱负和经济建设的大志。张效友在写作《国家誓言》的同时，也是在实践自己的“个人誓言”。我诚恳地祝福张效友不断吸纳新知，接受批评，以便使自己的创作水准提高到新的水平与高度。在“个人誓言”到“国家誓言”的实现中，道路肯定不会平坦，希望他在爱惜身体的同时，按照自己的选择坚定地走下去，无论成就大小，精神永远是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