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出真正的灾难题材小说

从2008年那个黑色的5月开始，我们的生活中经历的灾难真是太多：汶川、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各省市数不清的洪涝灾害……在文学界，有个严酷的想象值得我们关注。汶川地震之后，铺天盖地的诗歌、报告文学表达了人们的哀痛，到玉树地震时，诗歌和报告文学已经渐渐变少，到了舟曲泥石流，面对数以千计的死亡，文学人的创作心态似乎渐渐趋于平静。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热切期待的有关灾难题材的小说，似乎就始终没有形成一种趋势。

这到底是小说家心灵的健忘呢？还是真的属于审视灾难的“疲劳综合症”？

为了了解、感知灾难，我曾读过《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生死不离》等诗歌佳作，读过何建明的《生命第一》、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但这些都是报告文学。我特别想看到小说，像感受外国小说家村上春树的《青蛙君救东京》、克莱斯特的《智利的地震》中灾难的悲壮那样，感受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灾难时刻的人性全景。我认为，灾难中那些幸存者、死亡者、伤残者的人性、道德、精神状态等等，必须应该由小说家通过想象、虚构去完成。很可惜，我仅仅借助上海学者葛红兵等先生的评论，才读到了天津作家秦岭的中篇小说《透明的废墟》和河南小说家乔叶的短篇小说《家常话》。我喜欢秦岭小说中的那种符合生活逻辑的想象，让我感受到了死亡者在灾难降临之后，那种复杂而悲壮的道德忏悔、人性变化和精神复归。最近，又看了秦岭的另外两篇地震题材小说《相思树》和《睡衣》。奇特的构思，是那么猛烈地撞击活着的人的心扉。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家以及这样的小说，还应该多一些。

不是读者没有阅读的渴望，最近地震题材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热播，足以反映出中国老百姓对灾难题材作品关注程度和浓重情结。小说家是靠灵魂来写作的，我相信，我们的小说家面对数以千计、万计生命的瞬间消失必然有强烈的内心触动，但为什么写不出来灾难题材的小说呢？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

常有桂（江苏）

影视作品也要有崇高的承诺

如今这影视创作就像一个竞技场，你能给荆轲配一把机关枪，我就能让杨贵妃的头上长犄角；你能让孙悟空爱上白骨精，我就能让张飞和关羽发生同性恋。斗的全是浮躁、斗的全是虚华、斗的全是想象力，斗来斗去，斗出一段不人不鬼的历史，斗出一个似人非人的世界，原本属于人间的故事，全都成了天堂的童话。如此一来，影视创作的意义何在？影视作品岂不成了“二丑艺术”？有点高贵的模样，却是下等的作为；依仗着传媒的权威，却在凌蔑着知识。

其实，影视作品也要有崇高的承诺。诚如文学要有属于它的时代的崇高的承诺一样，影视作品要表现出它的时代的人性的光环、生命的活力，歌咏与保护历史的卓绝，把最深情的画面留给它熟悉的土地。或者可以的话，影视作品还要深入到生存的苦难，挖掘出蕴藏于社会最底层的生命的觉醒，从而表现出莫大的仁爱与同情心。而这些，正是影视作品的灵魂。我们希望影视创作不要再刻意去远离人间，好的作品，永远都属于热切的生活，属于它的时代，属于卓绝的历史。

刘智远（湖南）

文艺批评的三种范式

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作为指导、推进和与创作相互增益的文艺形式，首先必须先确定自己的位置。我以为，一切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都离不开三种范式，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的表达方式可以称为：

⑴不易的批评：它关注的是终极问题即心灵或灵魂的问题，比如有关原型、精神分析以及禅的批评的问题，这些都是整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等等学科范畴的东西，由于它所关注的是宇宙、人生“贯（一以贯之）、摄（统摄一切）、常（恒常不变）、法（可以师法）” 不易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经典的”批评；

⑵变易的批评：这主要指对批评对象文本上的研究与批评，西方文艺批评史上，新批评派为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另外，弗莱的《批评的解剖》的书名也很好地诠释了它的方向。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解剖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同，因为这当中“读者反馈”的作用不可小觑，还有时代的、社会思潮的、现实的影响等等，可以说，变易的批评是最能呈现批评多样姿态的批评，是“力争进入经典的”批评；

⑶简易的批评：任何东西都有它简易的部分，简易的含义包括提纲挈领的和普及的两个方面，也就是平素所谓深入浅出的东西。前者是经典的提纲，后者是经典的亲切感和实用性。为什么文艺批评除了高头大章之外，还会有短小精悍的时事评论、充满感悟式的作家评论以及活泼风趣的网络评论，就是简易的意义所在。中国古代传统中的夹注、夹批也是简易批评的好范式。

任何文艺批评都不能是空洞的、画地为牢的，我热忱地希望在不同范式的文艺批评中，都能涌现出精彩之作。

郑千山（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