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巨大灵》，《江南》2010年3期

王方晨的小说创作，一直有着迷人的叙事魅力，那种对寻常人性的深度反思和理性宽容，对美好人性的坚守，以及对汉语智慧的迷恋和雕刻，在当代作家中是非常少见的。他仿佛一个有着清澈眸子，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孩童，敏感而真诚地观察着大地上所有悲欢离合的故事。他让那些苦难具有了悲悯的诗意，让那些沉重具有了轻逸的品质。从早期的《王树的大叫》《与悬铃木斗争到底》《兔子回来了》到这几年的《农事芬芳》《去往约塞米蒂》，他作品中独特的轻逸品质也愈发明显了。

中篇小说《巨大灵》无疑是王方晨小说这一阶段最优秀的作品。它的出现，不仅对于当代小说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王方晨的小说本身，也有着重要的突破作用。小说中，农村的破败、残酷的原始积累和现代化的转型，都化为一个巨大的时代背景，并没有让作品呈现出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高高在上的启蒙笔法，而是用一种限制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将农村“幻想家”李保宁充满激情而又悲剧的一生流淌在笔端。那些生者和死者的对话，那些知识考古学般对乡村地理的细节再现，使小说有着一种迷人的叙事魔力。《巨大灵》的语言是轻逸的，故事结构也是轻逸的，王方晨以其跳脱、包容的笔触，将口语的原生态、诗性语言的飞扬、民间语言的野性与自由，进行了细致缜密的缝合，好似一块华美的挂毯，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别具匠心，从而使小说既具有了现实的悲悯意识，又能脱羽而出，从一个更为文学化的角度，进行深刻的思考。

李保宁一生的追求，就是制造一架飞机，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然而，当他出走于乡村，不但没有实现理想，反而成为了某矿场的奴隶工，每天受着非人的折磨和虐待。只有当他死去，灵魂才能真正实现飞翔的梦想，体验那自由的欢欣和无拘无束的创造感。小说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指向，然而，当那个限制性的死者的视角，幽默地描述着他的死亡归途，我们在王方晨的小说中感受到的不仅是理性的思考、人道的悲悯和对于黑暗的愤怒，更有对李保宁生命理想的理解，那就是对“沉重”的抵抗。也就是说，这绝不是一篇有关生存的现实主义小说。李保宁的目标，不是一般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而是寻找生命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即在于用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为这个功利而无趣的世界，带来强有力的反讽和冲击。在现实中，李保宁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妻子的离去、生活的困苦和折磨，都不能改变他的理想，他就是一个中国乡村的堂吉诃德，一个轻逸的梦想者——而这种轻逸的想象，在中国严峻的生存竞争中，似乎更有着一种别样的反思意味。

也许，这个时代的“沉重”并不是一种宏大而沉重的意识形态导致的生活压抑，而来自于生存和欲望的双重阻击，来自市场和消费意识的双重控制，来自它们对人性罗网般的束缚；而更多的沉重，则还有因此而导致的内心价值感的坍塌，以及虚无而悲观的情绪。

那么，如何去寻找内心的诗意呢？如何重建内心情感坚韧的道德感和人性维度呢？王方晨的作品对于轻逸品质的追寻，似乎给我们显现出了文学特有的人性光芒。即改变自己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 于须臾之间显示出现实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只要人性受到沉重的现实造成的奴役，只要人性的创伤还在持续，只要现实的苦难还在延续，对于“轻逸”的追求，就会成为我们内心诗意表达永远无法抹杀的坚强翅膀——在那湛蓝的天空中，在那寂静无声的飞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