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东海之中，一个名唤长白的小岛上。那个岛，陆地面积不到十三平方公里，边上又环绕九个更小的无人岛。在我懵懂成长的岁月里，我和这些小岛朝夕相看，遂觉得，这世界，就是浮在海上的。

刚工作时，被分配到了普陀山，这个著名的佛教圣地和长白岛一般大小，周围也有小岛。在普陀山上，僧侣尼姑，恍若邻人，暮鼓晨钟，萦耳不绝。如此，过了两三年，宗教的如梦似幻，常令我惴惴如也，仿佛现实和虚幻之间那层薄膜，用我的指尖就能触到，再一戳，它就会破了。有时候，真怕那些岛一夜之间，就漂走了，所以，我总需要什么东西来固定我自己。写作，就是固定我自己的东西之一，那时的写作是无功利的，没想到要发表，只是写而已。

2002年，我开始写小说并且像模像样发表的时候，已经住在舟山本岛了，它的陆地面积是五百零三平方公里，我们来做个除法吧，那就是三十八个普陀山。但它还是个岛，是排在台湾、海南、崇明之后的第四大岛。在本岛之外，围绕着长白岛普陀山等等大小一千多个岛，合称舟山群岛。这个岛是如此之大，照道理，那种浮在海上的感觉，应该会慢慢消除了，可是，童年和青春的记忆，总是那么顽固，它们会在我的梦里一再出现，浮着或沉没，漂移或摇荡，那种踩不到陆地的无助无奈，那种害怕失去心头所爱的恐惧，直到如今，还会化为噩梦侵入我的现实。这些是我的“症候”吧，而我这个写作者，在文字中来诊疗自己的症候，是最近两三年才有的那么点能力和自觉。我是个慢慢成长着的作者。

我起初的写作，面对的是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困苦，是海边人家的生存际遇，海边女人的无奈和迷惘，也许到现在还是。我的眼光，始终不肯离开现实。记得2004年在《十月》“新干线”发表短篇小说《金地》时，有人笑我，都什么时代了啊，怎么还在像叶紫先辈那样写作啊？我们总是那样嘲笑我们的先辈。为什么我们总是羞于接续传统呢？我们要创新。但是，不知旧焉知新呢？在我的阅读记忆里,特别是在初中时代，萧红、萧乾、庐隐乃至阳翰笙的电影剧本，都是我的心头所爱。近年来又读师陀、凌叔华、林徽因、白先勇，还是觉得亲切。就是读《尤利西斯》吧，大半也是因为那是萧乾和文洁若译的，译文的味道老让我莫名想到少年时读的《梦之谷》——那也是浸着南国海水的文字啊。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当年父亲曾极力向我推荐。於梨华的老家在宁波镇海，上小学之前，我曾在那里住过一两年，那里的青石板老街，她也曾走过吗？那里的海湾，她可曾驻足？她“觉得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是浪迹天涯”，这种漂泊感，是不是也是海边人的遗传密码中携带的呢？

前辈的文字在那里，他们中的好多人，既有深厚的中学修养，又广泛地接触了西洋近代小说和戏剧，他们的经验，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些太推崇当下热门的麦克尤恩、奥康纳、理查德·耶茨的写作者们深思呢？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去读我们自己前辈们的书，我们又怎会深思呢？近来，我的心在渐渐旧，读的也多是旧书，今年春夏，我重读了两遍《安娜·卡列尼娜》，感慨良多。这五六年，我惟恐自己无知，生吞活剥读了自卡夫卡以降的种种名家之作，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有运用，因为还不够有把握，于是，写得很用力，姿态紧张。我在想，那些前辈，他们面对他们的经典名家时，姿态是不是比我们更自然也更有自信？

在写作八年的当口，我对自己作品的来路和品相，有了旁观者的清醒。听到施战军老师说我的作品深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带有海洋的气息，我陡然心惊。也许，有意无意，我都不太想去承认我对自《竹取物语》《源氏物语》以来绵延到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乃至村上春树、青山七惠等等作家的由衷喜爱。经度和纬度的相近，在地理上，就让舟山和日本有着近似的面貌。勇敢地吃生鱼活虾，饮食清淡求原味，在日常的吃上，也很有共通之处。也许，他们也在海洋当中，对生命的看法，对人生的感悟，容易让身在舟山的我产生共鸣吧。或许，我太愿意被影响了？写了这么些年，正因为自己在影响中不够有“确定性”，如一条无桅船，状态漂泊，现在，到了为自己造支桅杆的时候了。

我生活在海洋当中，这是我的命运，我的文字，也将与海洋有关，这是我的宿命，怎么从那么多充满海腥味的文字中突围，找到属于自己的海洋气息与个人气息交融的文字之魅，是横在我眼前的一个海峡……

我，是渡我的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