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的文学中，洪放似乎理所当然应该是一个官场小说作家。但这次的《撕裂》，洪放好像要有意和自己作对,写了一部很不“官场”却和自己个人成长相关的小说。我没有和洪放细谈过《撕裂》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偏远小城的文艺青年生活和思想启蒙事故与他个人成长的关系。但有过八十年代小城生活经验的人对洪放小说所涉的，和诗歌、和隐秘的阅读、和气味相投的文艺结社相关的那些人事肯定不会意外。甚至有一种召唤或者催眠作用，在洪放的文字中识别出一个曾经的自己。

《撕裂》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桐小城。小学教师李小平和朋友一起创立了青桐文学社。围绕青桐文学社这个小小的艺术群落，是整个小城十数年的官人商贾、市井细民、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小说本来的名字叫《广场》，洪放的本意大概想将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风流激荡的时代完全摊放在广场之上。而现在的小说名字“撕裂”，虽然少了时代隐喻，却多了对小城文艺青年命运的关切。一面是青春蒸腾的阳光灿烂，一面是乌云聚散的阴翳黯淡。

成长蜕变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撕裂，这成为一个时代青春的真实。而在逝者如斯之后的回望，洪放不只是怀旧和感伤，而是爬梳、清理和反思。好的文学不仅仅让读者揽镜自照沉浸其中，也可能是提示性的。布塔利亚·乌瓦什在其《沉默的另一面》提到詹姆斯·扬格对于认知历史的建议：我们不仅通过“历史”了解大屠杀，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作为历史陈述的小说，《撕裂》其实揭开了我们必须正视的思想史问题。很久之前朱学勤提出“思想史的失踪者”的命题，《撕裂》所写到的文艺思想群落距离我们如此之近，却俨然已经成为“失踪者”。

“思想史的失踪者”之所以失踪和湮没，缺少有心的打捞者固然是一个方面，而世易时移，新的掩埋应该是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方面。对于《撕裂》中所关注的八十年代思想群落，近几年相关的图书很多，比如《持灯的使者》《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八十年代访谈》等等。但这些书所涉及的往往是我们习惯意义上的文化中心地带。以2006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访谈》为例，它所提供的所谓“精英”知识分子视野的“八十年代”历史叙述，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他们所记忆的“八十年代”充其量只能算“北京知识界”的“八十年代”。但我们也意识到重返“八十年代”,不是看谁叙述,“官人”也好,“精英”也罢，关键看“他们怎么使用这个话语权”。而恰恰就是这个要命的“话语权”,在我们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庞大力量裹挟下,已经轻捷地易形变身为“话语霸权”的“巨无霸”,这就使得本来只能是约等于的北京“政界”和“知识界”记忆的“八十年代”,正在完全等于“八十年代”,想象、塑造着历史。但事实却是，仅有北京“政界”和“知识界”的“八十年代”的“八十年代”是可疑的,也是蛮横的。那些辽阔的“外省”呢？他们的“八十年代”呢？其实,李陀早就追问过存在不存在“另一个八十年代”的可能性。

今天重温“八十年代”,我们还是存念更多类似《撕裂》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更多“外省”的、庶民的“八十年代”日常生活史和精神史。这些“历史的细语”或者“私语”缠绕、对话，也可能彼此冲撞、覆盖，而那段去之不远却改变了我们的历史也在这样的缠绕、对话、冲撞和覆盖中被照亮和澄清。从这样的角度看，居于小城的洪放，以一部《撕裂》关注我们知识和记忆的阴翳部分，声音之微弱也许只是这种照亮和澄清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