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被公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是，如果对于历史上德国人的精神轨迹做跟踪考察可以看到，所谓德国人的浪漫气质其实更加深沉，后果也更加严重。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一旦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世界观等问题时，德国人便不再冷峻，而是激情澎湃。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之于纳粹，犹如德国历史之于第三帝国，其中的关系复杂。纳粹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是前现代的民族观念、种族主义、战败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重负、世界经济大萧条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与德国历史、文化的纠葛错综复杂。西方对德国人的浪漫气质有多少了解，大可值得怀疑。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德国人研究：德国十九和二十世纪中的权力争斗及习性发展》剖析了西方对于纳粹德国的误读。

埃利亚斯认为，“二战”前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德国最大的误读，是透过理性的眼镜来看待德国。他们都是透过利益的眼镜来看待和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信仰、信念等精神层面上的事物不可能超越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同样在与第三帝国的关系中，西方的功利思维、工具理性始终未能看透纳粹领导层的心态，即一种宗教式的世界观、为实现“德意志民族使命”而怀抱的使命感。纳粹德国的政治与宗教精神纠缠在一起，表现为“信仰”。西方对纳粹领导层的误读，在种族灭绝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清楚。战争爆发前，西方国家认为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宣传和排犹其实是功利行为，是纳粹在用犹太人问题与西方讨价还价，通过犹太人问题来要挟西方，迫使西方作出让步。但究其根本，纳粹的屠犹是出于一种种族主义的信仰，而这个信仰的心理和情感基础显然在于德意志民族的“浪漫情怀”。尽管埃利亚斯并未把非理性的信仰视为纳粹整体行为的终极原因和动力，但是在某些事件如纳粹的屠犹行径中，在他看来这个信仰的确是首要原因；而纳粹德国的精英则虔诚地相信他们的理念，忠于其信仰，为之可以不惜任何代价，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

当今德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德国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就认为，纳粹的屠犹并没有一个通盘完整的计划，而是机会主义的，取决于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具体情况。

摘自《读书》第9期 李伯杰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