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柳青研究会”副会长董颖夫先生特别准备的花束，依照董先生的指示，怀着虔敬的心，在柳青墓前，我献上一束花，也献上我最深的敬意。正如董先生所说，来自台湾的研究者来向您（柳青）致意。

《大写的人》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在1982年12月出版的一本柳青纪念集，在“出版说明”中提到，“高尔基曾把那些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称为‘大写字母的人’，用这句话来称誉柳青同志，他是受之无愧的”。这一次，在西安市长安区（以前的长安县），由民间集资筹建的“柳青纪念公园”里的纪念墙上，我又再一次地感受到长安人对这一位“大写的人”的深情。现年82岁的孟维刚老书记是特别受邀而来的老同志。当年柳青在皇甫村工作时，孟老是区委书记，是与柳青一同工作的革命同志；在“文革”初期，当柳青被拘禁在西安、关押在牛棚里时，孟老和一些村人多次暗中探视，设法改善柳青的处境；当柳青病重，却仍身陷牛棚时，他对孟老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想办法和皇甫村的乡亲们把我拉回皇甫，埋到神禾原上。”就是这一位陪伴柳青多年的老同志，在柳青对他说了这一段话的四十余年后，在柳青广场上，指着墙面上简介柳青生平的文字，说：“这里把《创业史》写成是乡土史诗是不对的，《创业史》不只是乡土史诗，是整个民族的创业史。”同时，孟老还一一评点着纪念广场上的多幅柳青画像，与大家讨论着“像不像柳青本人”的问题，从孟老身上，老革命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孟老，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协同柳青的亲友，将柳青的部分骨灰护送、埋放到柳青始终念念不忘的皇甫村神禾原上。

我们一行人来到神禾原，天微雨，不知是谁，脱口说了一句：雨故人。而我也感觉到了自己因感动而微热的眼眶和微紧的咽喉。这墓地到得并不容易，我们开车在路上奔驰，从当初梁生宝和改霞到黄堡镇赶集时碰面的地点、现今的柳青纪念公园所在地出发，两辆车一前一后，从大路转小路，在小路中我们的车绕迷糊了，又丢了前引车，只好下车问路，幸好这里的人都知道有个柳青墓，就连年轻小伙子也能毫不迟疑地指出我们应走的方向。我跟同伴不无欣慰地说：真不错，这里的人都知道有个柳青！在泥路小道旁下车，转入田间小径，再钻进一片包谷田，沿着田埂，微躬着腰，出了田，然后一抬头，缀着红星的柳青墓就在眼前。在墓前放着两把长凳，几个纸杯，几位乡亲和孟老书记已经坐在那里话家常了。微雨中，大家在柳青墓前说着柳青。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创业史》中高增福的儿子——才才娃原型者的一段讲演。现年已六十余岁的老农，诉说着往事，说着说着竟不由得泪流满面，他的陕西方言虽然阻碍了我去理解他所说的内容，却没有阻碍他所传达的感情，在雨中，我也流泪了。

别怀疑，台湾人也是可以了解《创业史》的。我对于《创业史》的喜爱首先是感性上的理解，对故乡亲人的喜爱在《创业史》中找到了呼应，因而产生了更进一步去研究这部小说、小说作者、小说所描写的那片土地、人民、社会的动力。也因为这股动力，加上各方助力，让我有机会亲自踏上柳青爱兹念兹的这片土地，在神禾原上眺望“蛤蟆滩”，更因此能有机会会见因柳青而团聚在一起的人，感受到关中的浓厚人情味，以及当地人因乡土认同而凝聚成型的强韧本土情感。感谢《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的多方协助，让我们能有一个好的起点。

2010年8月20日，在西安的某家旅馆中，我把球鞋放在水龙头底下，用手轻轻刷洗着鞋底的黄土，这一层高密度的黏土在我手上留下了实质的存在感，而这一路之所见所闻、所受所感，正如同这层黄土，在我心中也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