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朱天文、朱天心这对台湾文坛著名的“姐妹花”的作品频频出现在大陆的书店,成为出版界的一大亮点,从市场反应来看,两人在大陆均已培育了为数不少的读者群体,这大概与她们被称为“张(爱玲)派传人”不无关系。今年,朱天心的两本书《击壤歌》和《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先后在大陆出版,前者写于三十余年前,堪称作者的成名作,后者则是作者的最新创作。比照起来阅读,其间的状态差异可谓悬殊:前者咏叹青春盛放,后者则直陈暮年衰朽,却无不带有作者的亲身实感与人生况味。三十年年华老去,恍然间,当年的青春女作家竟已人过半百了。
这个与姐姐朱天文一样,自小便怀着一份“没有名目的大志”的女作家,长时间来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不断探讨各种公众议题——不论是政坛学界的怪态(《佛灭》《我记得……》)、特殊族群的身份认同(《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还是已逝的城市时间与空间记忆(《古都》),甚至是以非虚构文体所作的政治评述(《小说家的政治周记》)……朱天心笔下总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社会关怀,她以一颗“强悍的敏感”(阿城语)之心,真诚地、大胆地看取现实人生。而她的作品最重要的特色,如王德威所说,是“对时间、记忆与历史的不断反思”,一如她的小说标题《我记得……》,“她记得我们应该忘却的,想起我们不愿或不敢记得的”。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是朱天心近十年来出版的首部小说,处理的却是私人领域的爱情题材,这让习惯了她所自我塑造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的读者稍感意外。然而,细读之下会发现,在新作中,作者通过爱情题材要辩证思考的,仍然是关于时间与记忆的问题。《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与其说是在写爱情,不如说是在写爱的记忆。可以这样说,这并非爱的故事,而是不爱的故事,是不爱之后对爱的追忆与补救,以及补救的徒然。
小说一开始,作者便提供出一种婚姻样态,这是“一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薄淡如冷茶如冰块化了的温吞好酒如久洗不肯再回复原状的白T恤的婚姻男女”。这是许多人都习以为常至难以察觉的婚姻状态,敏锐的作者却要探个究竟——这种夫妻之间再无目光交会的婚姻,到底是怎么啦?在原本风平浪静、无事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作者设想了两种“不同寻常”的情境,使这对已过中年的夫妻暂时置换了时空,离开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于是,故事开始了。
在小说的第一章中,作者增添了偶然因素,制造了故事的动因。有一天,妻子偶然发现了一册记载了丈夫青春时期热恋她时的心情日记。当她阅读到丈夫当年的痴言疯语,她的内心刮起了一场风暴——当年那个赤诚、痴情,那个在日记中不断声称追求不到她便死去的少年,哪里去了?今昔触目惊心的对比,令这个妻子决定和丈夫开始一段旅行,一段企图重拾往昔、重温旧好之旅。然而这段旅程又几乎注定是一次伤心之旅,妻子的回忆与丈夫的遗忘两相对比,“因为你爱慕那少年,你还能回应他,你还记得通关密语,丈夫,一句也应答不出”。最终,作者让妻子得出了如此惊悚的结论:正是眼前这个暮气沉沉、如一只“老兽”的丈夫杀死了当初那少年。于是怀旧之旅变成了悼亡之旅。
小说的第二章构思更为巧妙:一个不甘于眼前平淡婚姻状态的妻子提议与丈夫玩一场“偷情”的游戏,他们假装成一对青年时代热恋过却又错失彼此、与他人组建了婚姻家庭的男女,中年后又重遇了,电闪雷鸣之下,决定“抛家弃子”,远走高飞。小说写道:“‘你愿意为我抛家弃子吗?’比‘你愿意嫁(娶)我吗’更具吸引力和神圣性,可以同样站在圣坛前庄严回答的。”对于中年后痛失丈夫的爱情的女人而言,要通过这种“非常”的方式来重新唤起丈夫的激情,真是其心可哀。小说不断地细写这段夫妻的所谓“偷情之旅”,对其间两人的心理张力刻画入微,显示了作者不俗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当然,这场“偷情”之旅不出意外地失败了——当丈夫在这场模拟的“偷情”游戏逐渐“入戏”,进入偷情者的状态时,提议“偷情”的妻子却退却了,她害怕了,她要回到她心有不甘的日常婚姻状态当中。
以这两个故事为基础,在后面的篇章中,作者以零碎的篇幅不断展开想象、推测、思辨与论述,形成了偏离传统小说的文体。她的疑问是,爱情的消逝,“是生命必然经历的成长、消磨、衰亡吗?或是性别的差异?男人与女人”。她从两个向度上展开对人类爱情本质的思考:人类生老病死的生命流程与人类的性别差异。翻开人类学志,作者发现,人类从新石器时代便开始的社会分工,已然决定了人类的情感状态。男人外出打猎,女人在家采集。女人在家不断孕育内心情感,而这些对男人来说并非必需。“女人对生、老、病、死是复杂纠结的,不像男人好简单,只有猎捕杀戮成功与否的欢快或沮丧和同伴死伤的失落,只有分配猎物时零和的张力。他们不懂烹饪,不知日月的细致,不懂算计,不懂其他生命的出生成长病老,不懂与同伴表达诉说交流自己的感觉感情,不懂感情。”男性的爱情出自欲望和交配播种的需要,一旦这种需要经过时间的冲刷而逐渐丧失,男人的爱情需求自然就消失了,而女人的情感需求则漫长得多。小说为此设计了一对老年夫妻的对话。老男人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行,也不想了。”老女人说:“所以终归就是不爱了。”老男人说:“抱歉我曾把你像一只美丽的鹿一样牢牢抓住不舍得放走,如今,那曾经在我体内牢牢抓住我不放的神奇之兽已离去,我们,我们能否自由地(当然仍可以一起结伴)走入旷野,走入另一个世界。”面对如此答案,女人无法释怀。在朝向彼岸的涉渡中,她依旧迷惘:“你,自由了?”
什么是永恒的爱情?有没有永恒的爱情?时间性无疑是考量爱情的要素之一,尘世的爱情无一不在时间之内发生、发展、变化,甚或消亡。进入二十世纪,古典爱情谢幕,现代爱情登场。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为动乱时期的生死之恋感动,被革命时代的伟大爱情所激动,那么在这个无大风大浪的和平年代,我们还能拥有怎样的爱情想象,我们还如何书写爱情故事呢?《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构想了平庸的中产阶级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风波,但也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很快就风止浪息了。一如许多优秀的西方文学所提供的文学实践,作家从外部社会退回到内心经验,不断向人性纵深处掘进,朱天心在此方面的表现堪称优秀。然而,我还是不禁怀疑,可能恰恰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经验限制了她的视野。正如她写作了十年仍然无法完成、自认为失败了的、构想中的长篇小说,原因即在于对于时代的隔膜与经验的匮乏。这或许也正是她在创作上长期停滞的原因所在。作者如同小说中失爱的女人,所拥有的不过是旧日之回忆,她不断地召回回忆,敲打回忆,但是并没有甘于回忆。我感觉到作者的不甘,由此,我期待她的下一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