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写作者而言，对其作品的评论不小心就可能陷入蹩脚与尴尬，但从写作是对生活真相的发现这一点看，任何评论和解读都是可靠的。因为，发现真相往往也就意味着揭示意义、延伸见识，小说如此，评论也是如此。

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茨说，经常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要写作？”在有的年头这个问题提问的频率居然能够达到每周一次之多。遇到这种情况她就随便说一句：“因为我喜欢”，以便让那些自以为不靠想象力吃饭而具有无比优越感的人得到一些满足。回过头来，奥茨认真思考作为“靠想象力吃饭”的作家的写作动力到底在哪里，她觉得，作家只要想写作，就说明是希望“指出我们因为麻木不仁和不求甚解而认为很简单的那些事实的奥秘”。由此观察姚鄂梅的小说，也许可以找到一些便于理解的切入点。

姚鄂梅的小说往往是追着生活的真相写的，她探究、发现、展示真相，她有部小说的名字就叫《真相》，能够紧紧地抓着读者的好奇心展开情节，她笔下的故事一般由一两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开始，由此驶向狭长而幽深的结局，如《妇女节的秘密》里的女主人公丽杨，是单位同事眼里的秘密，也是读者眼里的秘密，随着秘密的揭开，我们看到了事情的“真相”，一个破落的小职员对一个女性进行了卑劣的欺骗与嘲弄。她的作品那种很强的吸引力，来源于对真相的勘测，来自对情节收放中技巧的掌握，总是牵引着人们去发现、体悟，使阅读的过程注定变为一次找寻之旅、发现之旅，有时还是惊异之旅。

姚鄂梅表现生活的“真相”也是贴着人的目光写的，她像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把普通人的生活，世间的万象收在自己的眼底，过滤、沉淀，然后发布出来。优秀的小说必须要写个别，或者说，作者必须通过个别来对社会现象发言。姚鄂梅捕捉到了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人的脆弱似乎不小心就变成了常态。她的不少小说写了平凡人的梦想的挫折、失落。如《摘豆记》里的小锐跟阿珠，就是运道都很不济的女子，城里人小锐，个子矮、没工作，天天担心嫁不掉；外来妹阿珠怀孕6个月，天天担心“对象”不和她结婚，最后，阿珠没有结成婚，她抛弃了孩子，小锐不把这个孩子接过来就完不成道士算命时告诉她须摘够49个豆子的任务，“奇迹出现在她面前”，“后半生，她只能晃着这具小小的躯体，可怜巴巴地活下去了”。

从姚鄂梅所写的诸多故事里，读者看到了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尖锐、多样，似乎“无论男女，都被各种各样的焦虑和困苦包围着”，姚鄂梅作为写作者，总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容易发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惑，她把这种困惑表现出来，给人一些教训，有时是通过很刁的角度进行的。比如我注意到，她的小说常常写到孩童，一个在小学阶段或者年龄更小的男孩，甚至婴儿，这些小生命反照了大人世界的无奈，也往往成为小说故事进展的重要因素。如《忽然中年》中那个凭着近乎不真实的八面玲珑做派而进入城市富足家庭里的农村孩子波儿。《黑键白键》里作为父亲黑键“一系列女人手中的接力棒”的白键，多次见证了不同女性与父亲的交往，从而展开了不同的生活面。《净身》中的那个夹在大人们中间地位十分尴尬的雷诺，他说了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大人什么都不怕，还要两个人一起睡，我们小孩却要一个人睡，太不公平了”。《摘豆记》里那个意外来到世上的阿珠的孩子，成为了连接阿珠与小锐命运的因子。他来到世界上，使得小锐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也使故事有了一种开放式结尾的余韵。

我们都希望自己读到的作品具有稳健、从容的气度，谁也不喜欢小说家笔下高速列车一般的快速节奏、漫画式的夸张性格，我们更希望作家用好自己的想象，不随心所欲地敷衍故事，让生活的真相自然而然地从细节里流出来，相信有着修行者般虔诚与谨慎的姚鄂海，一定会像自己所钦佩的作家那样，“用心收集，仔细甄别，大胆取舍，千锤百炼”，锻造出更多自己理想中的金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