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山很擅长用文字来传达自己的所感所思。因为，透过他的文字，我们读出了他对山水的热爱和山水给予他的启示。黄文山爱山爱石，是因为山的雄壮刚烈，如辽东千山的“屏藩独峙”（《千山之约》），八闽岳祖白岩山的“众石擎天”（《寂寂白岩山》）；也是因为石的坚韧顽强，如在苦寒之地等待春天的凤凰山（《三月关东》），“满山的石头寂寞得听得到彼此的心跳”的太姥山（《太姥山》）；更是因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人类叹为观止。

如果说山和石代表了大自然阳刚的一面，那么水就代表了大自然柔韧的一面。在黄文山笔下，水有千姿百态：既有清澈宁静的小溪，如“用它清洌的流水，为人们洗却尘虑”的周宁鲤鱼溪（《鲤鱼溪》），或是九寨沟原始森林中“晶莹剔透、风情万种的海子”（《密林中的海子》）；也有“轰轰烈烈、携雷挟电的大渡河”，“对岸黑森森的峭崖劈面而立，身下则是飞湍滚雪般的滔滔激流，江水终日吼声如雷，峡谷间回荡着一股不平之气”（《川西三题》），或是野性的泰宁上清溪，“奇岩跋扈，天为山欺，水求石放”，山石、溪水、草木，无一不为生存而搏斗（《与一条小溪结伴同行》）。而更让黄文山神为之夺的还是“直立的水”——瀑布：“一旦平行的水成为直立的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们前进……这是一条河流的颠覆，倾云倒雪，吼雷崩玉，让天地为之动容。这也是一条规则的改变，前路顿失，河床悬立，于是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直立，不是水的常态，却因此尽显水的壮美。直立的水，将河水长途跋涉的坚忍和积蓄已久的热情，在一瞬间释放。尽管是一瞬间，展示的却是一条河流的全部生命内容”（《直立的水》）。

事实上，无论阳刚雄壮、坚忍顽强，还是温柔宁静、逍遥自在，或是激情汹涌、悲哀悲凉，从根本上说，人类对于自然力量的赞美，无非是自己情感的投射，人从自然中看到的永远是自己。因此黄文山才能在河西走廊的月光下看到霍去病的铁骑、左宗棠西征的大军、红军西路军伤痕累累的队伍，以及张骞凄惶的羸马、林则徐悲愤的囚车、玄奘西行取经的身影，还有绵延不绝的商旅驼队，“踏出一首首慷慨悲壮的阳关曲”（《河西走廊的月亮》）；或是由寂寞的太姥山想到同样寂寞的步生和尚：“他以半个世纪的生命专注地做一件事：在悬崖峭岩间筑路……做完了这一切，他甚至没有回头再看一眼这条用了五十年光阴才走通的路，便回到冰冷的石屋，枕着润碧湿翠，默默地享受他的寂天寞地”（《太姥山》）。更何况，人类最擅长用自己的力量来改造自然：中国回民在苦甲天下、极度缺水的西海固精心耕作，为焦黄的土地绣上丰富的色彩（《彩色的西海固》）。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以自然的美与力来比附人类社会的美与力之时，就不能不警惕二者之间的区别，并在比附之际更深一步地追问人类社会的美与力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自然之美与力无所谓方向，无论沧海桑田，还是水滴石穿，都是自然能量的释放，无所谓是非，也无所谓善恶；而人类社会则有是非、有善恶，更为复杂的是，人类作为自然演化出的一个物种，虽然也同其他生物一样具有为生存而奋斗的力与美，但这样的力与美并不必然对应着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价值判断——是与善，哪怕在此时此地对应了，也并不意味着彼时彼地的对应关系。所以人类才需要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反思，尤其是对那些具有美和力之特性的事物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尤其是以审美为天职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责任，因为他们对于美的宣扬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面对美所持有的反思态度更能提醒普通人对于自身的反思。对人类社会做价值上的判断并非思考家的专职，而是任何愿意思考者的权利甚至义务——作为社会之一分子的义务。

基于上述理念，如果把游记比做旅行者的思想足迹，那么健全的足迹应该是分为左右两行的，就如《旅枕无尘》所记录下的黄文山的思想足迹：一行是对自然景观所体现的造化之功与生命活力的高度赞赏，另一行则是对人文景观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的经验进行提炼和反思——正如他在黄果树瀑布前遥想徐霞客的“摒弃功名、抛家别子，以性命游山”，“他一生追求的就是避开哓哓人寰，独自到深山大川，餐风饮露，聆听天籁，领略物我两忘的畅快境界”。反观熙熙攘攘的游客，他们并不在意这位旅游家的雕像，也无意探究他的想法，“因为这不是一个注重静思的时代，生活里充满了浮躁和喧嚣，人们的感情粗糙了，感觉也迟钝了，关切现实以及功利，更模糊了许多人的眼睛”（《直立的水》）。而到了西湖，他则看到了文人入仕之后的另一种可能：“公元82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井，拦洪植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政声。”268年后，时任杭州太守的苏东坡也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并留下一条苏堤。“由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也不是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湖中的一条泥路，是历经千年而传诵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而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做了一次现代人能够认可的清洗（《从苏堤上走过》）。这样的思考，超出了传统游记的“发思古之幽情，抒怀旧之蓄念”，而是以古为鉴，既映照今人的不足和缺失，也校正由古至今的文化偏差。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在古代汉语游记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都受到顶礼膜拜，而对历史与文化的精细思辨则是现代中国人亟需补上的功课，如何打通这两者，在黄文山的游记散文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尝试。

但是，真正凸显黄文山作为一名作家的独特气质的，还是他对于艺术与美的敏感及认知。在《广场徜徉录》中，他不仅看到了广场对于民主的意义，而且看到了广场对于艺术的意义：“欧洲的广场充分体现了民主开放意识和艺术竞争思想。这些美轮美奂的广场也是建筑师们一展身手和千古留名的机会。”他向读者介绍了两位设计大师贝尔尼尼和波罗米尼在罗马拿波拿广场同台竞技的趣闻逸事，并由此反观中国：“广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东西方的差异……清朝以前的中国城市几乎没有市民广场。那种开敞性的空间只属于皇家贵族和富绅，与公众无涉。正如中国的建筑艺术，往往体现在皇家的宫殿陵寝、贵族的豪宅丽园，再就是庙宇。工匠们表现了精湛的技艺，却留不下他们的名字……少了公众广场的中国，民主的进程无疑要比西方来得慢一些。”因为对于民众来说，“广场赋予了他们发言的位置，让他们将这个自由的权利发挥得淋漓尽致”。广场，正是“观点的自由市场”的实体化存在，而在其上交锋的各种观点，不仅包括政治见解，也包括艺术创造与其他的文化活动。具备这种功能的建筑，才是人类社会中美与善相结合的典范。

作为作家的黄文山拥有对自然和艺术之美的敏感，同时也通过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旅行来磨砺自己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反思。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在古代汉语游记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都受到顶礼膜拜，而对历史与文化的精细思辨则是现代中国人亟需补上的功课，如何打通这两者，黄文山以他的游记散文进行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