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鸿的小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相反，它有点压抑，有点郁闷，让人沉重得一下子说不清所以然。想要理清王鸿的小说意图似乎是徒劳的，因为他自身也许就没有这个意图。王鸿说，他“探讨的都是环境与成长、时代与个体、命运与归宿的关系”。确实，王鸿的小说一直都建立于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之上，他的着眼点正是一个又一个让他无法忘怀的人物的命运。
与许多小说作者一样的是王鸿对故事的重视，所不同的是作者更关注故事背后的人，而不只是故事本身。正是因此，王鸿的小说显得沉重，显得压抑。《送秋》里的桂花与青妹子，《早夏》里的“表哥”与疯女人，《凤凰庵》里的慧真，《此生彼岸》中的“我”，《无处复仇》中的“外婆”，《我们是害虫》中的唐篁等，无不让人过目难忘，让人感慨不已。
王鸿的小说才华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对人物命运的执著追寻与关怀。王鸿不在意于小说那花哨的技法与语言的铺张，而是用一种非常直接与朴素的表达拉近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智慧。正是因此，他比许多小说家更切近了小说的本质。在小说中，我几乎感受不到作者在技法上刻意模仿的痕迹，更看不到他向大师们致敬的实验与练笔。他似乎一开始便切进了故土的肌肤，深深地扎根于故乡带给他的苦痛与忧伤，以一种执著的回望之姿，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与内省。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鸿的小说有着一种相当成熟的独立性与自我色彩。
小说集《台北来信》中只有六篇小说，按时间顺序分别为《送秋》《早夏》《凤凰庵》《此生彼岸》《无处复仇》《我们是害虫》。正如王鸿所说，这六篇小说又大体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直接写故土的人和事，如“湄洲湾系列”的《送秋》《早夏》《凤凰庵》；第二，与故土有关的人和事，如《此生彼岸》《无处复仇》；第三，从故土走出的人，徘徊在城市与故土之间的人和事，如《我们是害虫》。在这三类之中，我还是更偏爱第一类与第三类，虽然第二类也很见作者的才华。在我看来，第一类最能显示作者回望故土的努力与野心，也最能代表作者对小说理想的追寻与尝试。
正如王鸿在后记中所说：“我发现自己小说写作的出发点在故土，归宿点也可能在故土。故土始终是我认知世界和生活的入口。离开忠门半岛和环绕着它的两个海湾，我的思考与情感将失去根本上的依归，我对世界与人生的认识将因失去参照而丧失深入下去的可能。”
回望是要勇气的，更需要审视与反思，而在回望背后便是苦痛。王鸿以执著的眼光与勇气正视着故土，并以故土的人和事为题，希冀打开中国乡村的大门。这当然是一种野心，是一种真正的小说家的野心。作为王鸿，这正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也是我最乐意提及的一个点。可惜的是，王鸿并没有让这种野心持续多久，而且他的创作更是时断时续，难以为继。在他寥寥可数的几个小说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王鸿是个很节制的小说家，同时，他的写作也更多地呈现出一种随意与散漫。也许是受工作的影响，王鸿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创作状态，他的创作量过少，他的小说语言也还没有进入一种更上乘、更自由的状态与境界。
王鸿小说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对故土的执著与对人物的悲悯，在时下一大批热衷于故事与传奇的小说家面前，王鸿无疑更胜一筹。对于那些只讲技艺不重视故事的小说家来说，王鸿的这种执著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当然，作为身处城市的现代人，回望是艰难的，因为回望不仅是对故土而言，更是对思想与心灵而言的。没有思想，回望便只是回忆与记录，而不是反思与发现。同样，没有心灵，回望便只是过去的人物与事件，而不是情感与苦痛。看了王鸿的小说，我欣慰的是其中隐忍的苦痛与忧伤，虽然也还有诸多的不满足，但它毕竟触及了故土的心灵。当然，如果从大师的境界去要求王鸿，王鸿对故土的思考显然还不够，至少从小说来看，王鸿对故土的反映还不够广，不够深。也就是说，在人物与故事背后，在故土的背后，我们是否还能再体味些什么？
当然，这不仅仅是王鸿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作家面临的共同难题。贾平凹、陈忠实、余华、莫言、张炜等优秀小说家无一例外执著于对故土的回望，但他们的回望同样没能跨越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的心灵，他们都意识到了回望之难。回望之难不仅因为一个时代，更因为人的心灵。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时代与心灵的积淀，那他注定在回望故土时是无力的、肤浅的。在这点上，赛珍珠、福克纳、川端康成等无疑都是我们的老师。
王鸿的小说基调是抑郁的，因为他写的人物都有着相对悲惨与不幸的命运。从他早期的小说里，如《送秋》等，也可以看到寻根文学的影子。到了《我们是害虫》，则又明显可见青春与成长小说的痕迹，作者试图通过大学生步入社会最初几年的生活来反映当时社会急剧的变化与人心的变迁，虽也给人诸多的感慨与无奈，但还是有一种无力把握的东西浮游在小说之上。同样，写故土也是如此，虽然沉重与苦痛都有了，但还是有一种更深广更本质的东西没有呈现出来，那是一种大时代面前人们心灵深处更本质的困惑与迷茫，是一种在急剧变革的时代面前人们普遍的苦痛与抑郁、无力与无奈。
这种无力感正是中国作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正是因为对时代与社会的力不从心，我们看不到清晰而有力的表达。也正因此，王鸿的小说常常显示出一种多义性，这种多义性往往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带来的。他的小说里常常不只有一个主人公，也不只有一个故事，如《送秋》《早夏》《我们是害虫》，有一种“刻意”而为的、丰富多义的随意性。当然，这种随意性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小说内蕴更丰富，故事因此多了不确定性，给人思考。缺点是冲淡了有力的主题，让意义变得模糊，甚至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