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一旦凝聚，就会犹如尖锐的利器穿透厚实的历史与现实的迷障，直击当下人的心房与神经，让沉迷于世俗的人们震惊、紧张并警醒；让彷徨于精神歧路口的人们在焦虑与不安之中找到方向；让疲惫不堪的探索者在风雨如晦之际望见心灵的驿站，使再一次出发成为可能。毫无疑问，鲁迅就是中国历史上蕴含着如此伟大精神力量的少数思想家之一。经过时代生活的不断砥砺，这一思想力量在今天的语境中，更显锐利与锋芒。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给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力？具体地说，鲁迅对人性究竟抱持着一种怎样的立场、想象与理想呢？这种对人性的洞见给予他怎样的思想分析方法与立场？又是如何塑造了他复杂的人格形态？我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打开鲁迅深邃而纠结的思想网络的关键之所在。此时，思想史家张灏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张灏说：“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世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与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柢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这种对人生和宇宙中阴暗的正视，并不代表价值上的认可。实际上，这种幽暗意识是以强烈的道德感为出发点的，惟其是从道德感出发，才能反映出黑暗势力之为‘黑暗’，之为‘缺陷’。因此它和中外文化传统中各种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如中国的法家，西方思想家如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与霍布斯(Thoms Hobbes)等人的学说，在精神上是迥异其趣的，同时它也和西方现代的功利主义和道德唯我论（Ethical Egoism）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在价值上接受人的私欲和私利，而以此为前提去考虑个人与社会的问题，而幽暗意识却在价值上否定人的私利与私欲，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因此对现实人生，现实社会常常会有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见《张灏自选集》，第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随着这一理论视野的不断展开，我们可以继续追问：鲁迅的“幽暗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我想，有两个维度是必要的观察面：一是鲁迅不断创伤累积的人生体验，使他对人世、人心和人性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理解与洞察，并以此展开广阔无垠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二是中国法家精神传统和思想智慧。鲁迅曾表示说，自己何尝不是“中韩非庄子的毒，时而很峻急，时而很随便”。中国法家精神传统与思想智慧对人性之暗的理解较为独特，而鲁迅对韩非等法家的深嗜众所周知。我认为，人生体验与文化传统的碰撞、对话，对鲁迅思想中幽暗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如此，我们在鲁迅的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到，鲁迅没有放弃对国民性改造的努力与希望，没有放弃对民族文化、精神新生的信心，没有放弃对中国脊梁式的人物的赞许，没有放弃在时代漩涡之中的搏击，表现出独特的道德主义与历史理想主义的价值承担。这就是鲁迅幽暗意识的另一面，即接近儒家的人格追求。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简扼的概括来表征鲁迅的人格结构的话，我认为，其中间是儒家，左边是法家，右边是道家。儒家代表承担、经世与入世的价值立场，左边的法家使鲁迅开发出深刻锐利的思想批判力度与锋芒；而右边的道家使鲁迅的情感纾解在儒、法两家均告无助之际，能退回内心的自由之中，以审美和想象的方式栖居自己的灵魂，准备着再一次整装出发。当然，鲁迅幽暗意识的形成，不是简单的文化传统的复制，而是新变。这种新变的契机恰恰就在于他对西方19世纪末由尼采等人所开启的现代文化批判思想的汲取。正是这种中西方思想的融合，择取和大胆的“拿来主义”，才成就了鲁迅幽暗意识的思想特色与伟大力量，这种思想的形成道路与内在结构，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性。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