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来到了鲁迅的故乡——绍兴工作，也是我心中梦寐已久的文学圣地，我才开始真正走进鲁迅的世界。虽然对一个高等学校现代文学学科的教师来说，鲁迅并不陌生，但是要深切地感知鲁迅，感知鲁迅那独特的精神风骨，来到养育了他的故乡，却是一个最好的途径。的确，在这片以“越”知名的积淀深厚而又特色鲜明的文化沃土上，出现了一系列辉耀千古的名字：大禹、勾践、范蠡、王充、嵇康、吕祖谦、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徐渭、黄宗羲、龚自珍、章学诚、章太炎、徐锡麟、陶成章、秋瑾、蔡元培……鲁迅的出现并不是偶然，鲁迅正是越文化最优秀的现代传人，而这一精神谱系也勾画了中国文化内部自身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正是沿着鲁迅的足迹，我才真切的感知到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基本命题——人的发现与个性解放实际上早在1907年前后鲁迅所倡导的“新生”文化运动中就已提出，难怪有学者把这一时期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虽然“新生”文化运动被武装反满的辛亥革命所淹没，但是经过了长期的孕育与凝聚，鲁迅在五四运动中的“呐喊”才声震寰宇，划开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世纪。不过在我看来，鲁迅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他始终把个体与群体、自我和民族统一起来，始终不懈地探索我们民族解放、新生与复兴的道路。他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到封建宗法专制等级秩序及其礼教（伦理）文化统治的国度，“个人”的缺失是走向现代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大声呼吁“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对“个人”的发现划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崭新空间。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个”的觉醒与解放又始终是与底层民众的命运紧密联系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一方面“人各有己”是要达到“群之大觉”，“个”的自觉要走向“群”的自觉，“群”规定了“个”的走向与目标；另一方面，这一“群”的目标又依赖于“个”的独立与自由，即所谓“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道路超越了胡适等体制“帮闲”知识分子，周作人等个人隐逸知识分子和“以革命营私”的极左知识分子而真正成为了中国（东方）现代文化的方向与价值的源泉。而正是在这一感知过程中我也才真正地找到了人生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