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文章说两句自己最想说的话：一是要珍惜“演员”这两个字；二是用角色和观众交朋友。

演员，在旧社会叫“戏子”，是三教九流中“下九流”的第八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党和人民给了艺人们一个个光荣的称呼——“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见演员这个职业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也更多地受到了社会关注。

演员最大的特点是你演了多少个人物，就能像多少个人物那样地去活一把。在活一把的过程中你要去挖掘、体验、体现这些人物身上的真善美、假恶丑，既丰富了你的人生又潜移默化地净化了你的心灵。演戏，让人上瘾！我就是一个受益者。

我演焦裕禄那年36岁，本命年，还扎了条红腰带。王冀邢导演说当时找我并不是我长得有多像，他说我有种忧郁加思索的眼神。巧的是，我的老家菏泽和焦裕禄工作的地方紧挨着，一样的黄河古道，一样的大水灾荒。我父亲当过公社书记，常骑一辆倒轮闸的自行车带着我下乡，我是把焦裕禄当成父亲来演。当时，我有点胖，开始很不自信，都想打退堂鼓了，后来王导给我鼓励，说我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让我减肥。那会儿我最怕看组里人吃饭，我只喝白菜汤，饿了磕瓜子，还有人专门陪我打麻将，不让睡觉。总之，什么招都使上了，《焦裕禄》获得了成功。本来，颁奖会上我想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因为我不会别的，实在没节目，但念了念，不太像我当时最想表达的。后来，有个记者朋友问我最想说的是什么，我憋了半天，憋出了：“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两句话确实是我的心声。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谁能想到，当岁月的年轮碾过12个春夏秋冬以后，当年那个被掌声和欢呼声捧到天上的傻小子，一下子摔到了地下，饱受疾病的煎熬。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我跟着陈国星导演去新疆拍《横空出世》，因为我曾是二炮下属特种工程兵战士，打过山洞，挖过坑道，有“军人情结"。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我们穿着棉袄，不用化妆嘴唇就全是裂的，还要抓起一捧一捧的沙子往脸上扬，仿佛把一辈子的沙子都吃了。拍完这个戏，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觉得测控人太不容易了，他们的付出和所得远远成不了正比，所以后来就又参加了一部反映航天测控生活的电视剧。戏拍了一半，我病倒了。当时，演员的本能告诉我，戏是不能停的，所以就坚持随着剧组从西安迁到北京，边治疗边拍戏。我以前演了不少好人，让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贵人，给了我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全剧组的同志含泪为我鼓掌，我心里高兴极啦，觉得拍完是美的，撒手不管是丑的，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尊重艺术，珍惜每一次创作是演员的天职。前辈们曾说过，戏比天大！现在回想起来，丝毫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感觉，只是觉得欣慰。做戏先做人，咱没有只挂在嘴巴上。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有了些感受，懂得了珍惜。戏，拍一个少一个，拍一个就要珍惜一个，就要成一个，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面对每一个新角色都没有轻车熟路，要做的是将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以丰富，拓宽自己的视野，力求通过每部戏的塑造让遗憾尽量少些，也就知足了。

近年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参与的电视剧偏多。到了这个岁数，肩上有了份责任。老天爷还是厚爱我的，让我在力所能及的状况下，接到了像《历史的天空》《搭错车》《新上海滩》《高纬度战栗》《美丽人生》《父爱如山》等电视剧，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观众的肯定和喜爱，收视率挺高，心里美滋滋的，感到很振奋。

2002年，接拍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是我病后刚恢复，两年没演戏，憋得够戗，演主角咱又拿不下来，正好高希希让我演杨司令员。我接过剧本一看，这个人物没什么戏呀，反倒相中了其他两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电话打过去，人家说，别的都有人演，就想让你演这个。我愿意去演还有一个原因，组里好多演员都合作过，大家想的就是摽在一起演戏。这部戏获得了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剧作者之一的蒋小勤特地从南京打来电话，夸我杨司令员的台词改得好，原剧本这个人物有些单薄，现在丰满有光彩。她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让我觉得我又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又是一个有戏演的演员了，又可以进剧组、吃盒饭了。

前些天，有个媒体采访我，问我现在的生活是简单了，还是复杂了。我说，生活是越来越简单了，演戏是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我这个人爱好少，我想不出不让我演戏我还能干什么，所以，但凡演戏碰到的问题，我都是尽可能地想得细些。

拍《美丽人生》是我和导演郭靖宇、制片人迟传敏继《高纬度战栗》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我就是冲着迟传敏的“义”和郭靖宇的“孝”去的，因为在筹备期间，郭导失去了父亲，很是悲痛。这个戏刚开播时，北京电视台的负责人曾给我发了条信息：“李老师，戏的收视率虽然还没到很高，但您的表演简直是太精彩了，期待着我们的合作。”我不会发信息，我让家人这么回的：“我一定要为提高收视率而奋斗。”

作为一个演员，在生活中有很多可学习的榜样，比如作家赵树理，他为了创作长期扎根农村，写出了很多深受百姓喜爱的作品，他的敬业精神、做人做事的态度，仍然值得当代人学习。

这些年拍了一些让我很难忘的作品，比如《台湾1895》是在“台独”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创作拍摄的，正好找我演李鸿章，我就想通过影视的形式告诉观众，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主题很有意义，这是我们演员的责任，这个事儿我能做，所以我就接了。编剧杨晓雄呕心沥血，在病榻上进行了取舍和再创作。导演韩刚亲历亲为，都是下工夫想拍好。我也想让这个卖国贼不是贴在脑门子上的，是有血有肉的知耻的卖国贼，是比那些以卖国为荣的人强百倍的。

还有最近刚刚播出的《命运》，是描写深圳特区发展历程的一部连续剧。吃水不忘挖井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特区人的拓荒牛精神值得宣扬、学习。这样的艺术作品，我们拍得很投入、很认真。哪怕发现群众演员的金丝眼镜和年代不符、发现领导干部的长头发和年代不符都坚决不允许。这部剧播出后在深圳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为此我感到欣慰和骄傲。

遗憾的是这些剧播出后的收视率都不是特别理想，我有些伤感。演员其实挺脆弱的。自以为还是很不错的作品，也是自己“上赶”着要演的角色，花了大力气，偏偏播出效果不是很理想，让人难受也挺困惑。不过，伤感困惑的同时，我更多是在检讨自己。比如由于我的疏忽大意，在李鸿章后期配音中，竟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配成“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两个字的差别，让时空倒转，这个错是天大的，无法弥补的，会让我永远铭记和警醒。同时，让我深深地认识到素养、学识、认真对一个演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合格”俩字，好说不好做。

“生命诚可贵，艺术价更高”。在党和人民的培养哺育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演了几个老百姓喜欢的人物，也得到了一些赞誉，但那是观众把对剧中人的情感寄托在了演员身上，演员跟着沾了光，自己可千万别忘了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50后”的我没想过退休，我盼着能再赶上几个好戏。有观众问我，你本人和你演过的角色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说，比演的好人要差些，比演的坏人要好些，要好很多些。还有人问我，你是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回答说，我是一个有追求的演员，我的追求就是向着一个高度努力，借角色传达一种思想，借角色张扬善良、抵制邪恶。所以，演好人会把善良演到极致；演坏人会独辟蹊径，决不概念脸谱化。当角色需要我往中间站的时候，我会当仁不让；需要我当配角时，我也会心甘情愿当绿叶托红花。

角色无大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次我在参演的《山楂树之恋》和《建党伟业》中就当了片绿叶。

从一点一滴做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演员，为繁荣祖国的文艺事业奋进、向上、努力。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我永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