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我对老妇人的写作就心怀崇敬，尤其崇敬这样的老妇人：她将世俗要求女人的种种使命都完成了，眼看着这世界已经不需要她付出的时候，她开始写作，且成就斐然。这简直是我眼中的圆满。美国作家罗兰·英格斯·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 1867-1957）就是这样一个圆满的女人。这位美国西部拓荒者家庭的女儿，65岁时才开始写作，历时十余年陆续完成了九部书，即“小木屋”系列。
我这里想说的《草原上的小木屋》是这系列中的第二部。书中描述美国西部大开拓期间，罗兰一家离开威斯康星大森林，坐着篷车迁徙到了堪萨斯大草原。在那里，爸爸靠自己的双手建起小木屋，以打猎维持生计，换取犁和种子。好不容易，严冬过去，春天来了，他们在新垦的土地上播下希望的种子，但“华盛顿政客”们摇摆不定的政策，又让罗兰一家走上了新的迁徙之路。这是一部历险与成长兼具的小说。如果主人公是个汤姆·索耶那样的孩子，他也许会兴奋得让词语癫狂，但这是一部女孩的小说，即使这样的历险，在女孩的观察里，也有着居家的温馨，于是，语调宁静，也正是这一点，把这部小说和其他类似的小说区别开来。据说，1999年美国教育部曾经做过一次阅读调查，让老师和孩子们各自选出100本最喜欢的书，在老师和孩子们各自列出的清单中，《草原上的小木屋》都榜上有名。这本书，是儿子小时我在他的床头朗读给他听的书中的一本。起床前念一段，睡前念一段，一本书断断续续能念上一个多月。他很喜欢听这本书，似乎比喜欢《金银岛》《小飞侠彼得·潘》和《汤姆·索耶历险记》更为甚。我曾暗暗笑他像个小女孩儿，后来，我慢慢明白，家庭的温馨氛围也是很吸引男孩子的，或者说，拥有一个温暖的家，是人的本能追求吧。既是本能，无论在哪个世纪，一个孩子对妈妈的要求，大概也八九不离十。
《草原上的小木屋》写到一个小妇人的瓷像，这瓷像一路跟随着他们，“走了很远的路，但没有破”，它被放在新修好的壁炉台上，这壁炉，是妈妈做饭的地方，也是一家人取暖之所在，而这瓷像站在那里，“她的鞋子、宽裙、紧身上衣、粉红色的脸颊、蓝色的眼睛和美丽的金发都是用瓷做的”。这样易碎的东西，他们一家小心保护着，“除了妈，别人不可以碰小妇人的瓷像”，可见，这瓷像在他们心中的地位。这地位，应该也是妈妈在罗兰一家的地位。这个穿着印花布裙的小妇人，无论在何种环境里，都把生活之美与人的尊严带给整个家庭。妈妈能在很简陋的条件下做香喷喷的玉米饼，能让文明的举止不在蛮荒之地丢失，她让家人穿熨过的洁净衣服，温柔地执行餐桌礼仪，睡前给孩子们换睡袍，再怎么颠沛流离，“家”的氛围一直在，无论是在大篷车上，还是在帐篷和小木屋里。妈妈的温柔，更是有筋骨的温柔，她勇敢，有担当，渡过深溪时，是她手握缰绳，搭建木屋时，她是有力帮手。除此之外，她更是丈夫和女儿的心理支柱，是全副身心都放在家人身上的妈妈。老妇人罗兰历经人世间的千辛万苦，内心仍保留着童年时从妈妈那里得来的温暖，然后才有《草原上的小木屋》这样的文字，字里行间，纤细敏感如草原上的嫩草晨露。
伍尔芙在《妇女与小说》中写道：“甚至在19世纪，妇女也几乎仅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而那些19世纪的小说，虽然它们是杰出的，却受到这个事实的深刻影响：写作它们的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而被排除在某些种类的人生经历之外。而人生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罗兰是幸运的，与前辈女性作家相比，她拥有了家庭之外更广阔的生活和独特的人生经历。她的小说兼容了家庭、情感生活和历史，丰盈当中，却总保持着童话般的天真和简单。这也正是她吸引我的地方。我在大声朗读给孩子听的时候，我的内心也被深深打动，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称赞这本书和书里的人，就像梅子涵对本书的称赞：“他们是那么知道自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力量，也知道生命要诗意地安顿。”
直到21世纪初叶，这个小妇人的瓷像仍是家庭温暖的保护神——那么多喜欢这本书的孩子们可以为此作证。但这种喜欢，让我隐隐不安。女权主义者、200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耶利内克说过，女人生来就是被塑造、被忽视的。《草原上的小木屋》因其深入人心，自然也就参与了塑造女孩的工程（不管她有意无意），一代代的女孩子将读到这本书，她们自觉不自觉地，就将自己代入小妇人瓷像了。小时候，奶奶固执地用她所推崇的这类小妇人形象的模子来塑造我，成人之后，我也就坚定地把主妇之身份认了下来，觉得这是人生之必然。说实话，即使长到现在，当我对繁琐家务很有怨言的时候，想想一生操持家务的奶奶，想想《草原上的小木屋》中的妈妈，心头就宁静了。我的写作开始得不早，三十出头才写小说，在推崇少年天才的当下，这简直是太晚了，但在我内心，我还是觉得太早，如果五六十岁开始，是不是会更接近我自以为的完美？这种想头的由来，应该也与血液中间或“被塑造被忽视”的遗传因子紧密相关。女人的使命在哪里？如果打破了这尊小妇人瓷像，新的神，她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时不时在我的称赞声中间或响起。一边倒地称赞母性，这母性就显得有点可疑，尤其当这母性和诗性结合在一起，女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独立性几乎消解，融化在家庭的蜜罐里。这样的母性是不是值得我们警惕？在阅读《草原上的小木屋》时，在新的世纪，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给未来的新女性指出这个“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