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打造”这个概念被用得很频繁，而且似乎也很入时。口头上用，书面中用；坊间用，官方更多用。这原本不是新词儿，《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很简明的解释：打造即制造，多指金属器物的制造，如打造农具等。可如今其被运用的领域却显然拓展很猛。不仅远远超出“打造”“金属器物”，而且也超出其他物质生产的范围，常常被用于精神生产领域，如“打造××文化名城”，“打造××文化品牌”，“打造艺术精品”，等等。这些提法，粗略听来是通畅的，而且也很响亮，但是，真正回到“文化”、“艺术”自身的创造与发展规律中来，认真想想看，“文化名城”、“文化品牌”、“艺术精品”等，是可以“打造”出来的吗？

我们不妨先回到“打造”概念本身稍作推敲。无论是指“打造金属器物”的原初意义，还是再作适当的扩展，可以说，“打造”显然有这样几个明晰的特点：其一，是人的一种有明确意图的实践行为；其二，人的实施对象是物质性的；其三，打造者与被打造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被打造者一般没有反作用力；其四，往往有模式化或类型化的范本。依照这几方面的特点来看，我们的文化艺术活动，以及精神产品能够靠“打造”来进行吗？因为文化活动与精神生产的突出特点，恰恰是需要有活生生的主体直接参与而实现的，而且是强调张扬个性与扩展生命空间的精神张力的。就艺术创作而言，每一件作品都是创作者独特的精神世界与艺术才华的体现，即是来自于艺术家这一母体的产儿，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譬如，曹雪芹之于《红楼梦》，鲁迅之于《阿Ｑ正传》，梅兰芳之于“梅派”京剧艺术，阿炳之于《二泉映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罪与罚》，凡·高之于《向日葵》，贝多芬之于《命运》，等等。所有这些，都绝对不是可以由他人、或凭借外力去“打造”的。而且若扩展开了看，可以说，凡是有独立生命意识的存在，都是不适合以“打造”的态度与方式对待的。

如今常见将“打造”用于文化、艺术领域——官方行文中与官员们用得更多，我以为，这除了追求用语的时髦之外（有些是跟风而用，自己并未斟酌过），恰也反映出了思维方式与认知态度方面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则是对待文化、艺术的物化认知，以及行政思维惯性中的指令化实施态度与功利化目标追求，包括某种类似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的欲求在内。

当今时世，“物化”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这关系着世人的生存状态与价值取向，而且影响到了许多方面。我认为，所谓“打造”文化品牌、“打造”艺术精品之类的提法与举措，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将文化、艺术单一地视为物态化的存在而对待。譬如，我们时下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的大活动、大制作，即多半具有“打造”的特点。其“打造”的过程中，通常是场面大，声势大，投资也很大，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堆砌也很多（如一场演出中包括搭台、配景、服饰，以及成群结队的人员造势，等等），但那些“打造”出来的东西怎样呢？在我看来，往往是见物而不见人，见量而不见质，文化关怀的重心在外在承量的轰动效应上，而不是文化的内在资源，忽视了艺术本身的质的要求和发展目标，而是注重包装上的攀比与花样翻新，所以，往往是图了形式而丢了精神，而且很容易助长艺术活动中的奢华之风。应该看到，在当下中国的艺术领域，确实存在有一定的“工程”情结 、“做大”情结 、“造势”情结，这似乎为“打造”之说提供了重要的话语基础，可是，这是违背艺术思维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完全用经济的思路与办法对待文化、特别是艺术创作，是难以奏效的。

“打造”不合艺术规律与文化建设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其过多强调外力的作用，且往往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通常来说，但凡要“打造”，就必然要进入一种制造序列。“打造”或“制造”，从根本上说，不同于创作。艺术创作是创作者最具主体性的精神活动，是身心俱注并凸现个性的，因此，在此情境中，任何外力的作用都可能是一种事与愿违的干扰。而我们看到一些主张“打造”的举措，却总是显示出明显、甚至强势的外力作用——有的还是多方面的外力。与之相关，其“制造序列”往往必然是：总体构思上“主题先行”，参与者按“图”行事、被动作业，最后组合成品，当然，其中往往少不了标新立异、成本高昂的包装——包装无疑是最凭借外力的。这样的“创作”，是不可能有灵脉贯通、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作品诞生，至于艺术生命力与精品，那就更谈不上了。近些年这方面的败笔——特别包括一些所谓的“大手笔”的败笔事例很多，许多人都心知肚明。如，有些投资巨大、用人众多而“打造”的东西，仅只是仪式化的、当然是场面隆重地露一两次面，便永远销声匿迹了，就好比放了个豪华的二踢脚，“叮当”响过，只留下一地花花绿绿的纸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