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热爱文学的人，几乎都知道“鲁郭茅巴老曹”具体指的是哪六位作家。在这里，我们不必分析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成就顺序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英，甚至作为世界文学的精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在现代文学的大师中，还有冰心、夏衍、沈从文、郁达夫、艾青、朱自清等诸公，他们的名字像“鲁郭茅”们一样，连接在一起，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

曾几何时，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在大学语文课本里，在图书馆里，在广播电台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听到《故乡》《白杨礼赞》《匆匆》《背影》《小桔灯》《大堰河，我的保姆》《天上的街市》，因为有这些美丽的篇章，使得我们前行的道路有了灯盏，给了我们无穷的信念与理想。我可以肯定地说，20年前上学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文学启蒙无论如何要比20年后的年轻一代要影响大得多。因为，在物质相对贫乏，信息相对闭锁的时代，文学更容易给人带来精神的向往与寄托。

即使如此，当时的人们吃的是窝头咸菜，可看的却是《战争与和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妮娜》，听的是《红岩》《暴风骤雨》《李自成》。我们不能说当时的人们追求的有多么崇高，但看名著听经典确实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如今四五十岁的人们，每当谈到文学，都会怀念上世纪80年代前后文学最热闹的日子。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就是我们国家思想解放的晴雨表。诚然，让文学担当政治的功能是不合适的，可在特殊的年代就不可避免地承担了历史的重任。虽然30余年过去了，可我仍为那一批作家、艺术家感到光荣。正是因为他们敢于铁肩担道义，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会不断创作出文学上的一个又一个春雷。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整体的向内转，消解政治，躲避崇高，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现实主义作品几乎很难再成为报刊及出版社关注的对象。只要稍微注意当下的报刊，你就会发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根本不到1/3，有的刊物甚至不到1/5。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条是现在的编者，尤其是报刊的主要负责人缺乏农工经历，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大都是出学校门进机关门的白衣秀士，脑子里装的文学主义、名词远远多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经他们发表的作品，所谓关注人生，反映人性，其实恰恰是对人的不尊重。试想，一个连当下人的生活都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的人，他能关心谁呢？

于是，有人开始关心当下的生活了。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小沈阳、李宇春纷纷登场了。毫无疑问，这些明星的出现，确实活跃了文艺舞台，满足了观众娱乐的需要。有些作品（如赵本山主演或导演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男妇女主任》）堪称这一时期的经典。但问题是，如果电视屏幕上老是滚动播出《不差钱》或是老郭的光头相声和老周的脱口秀，是不是我们的欣赏水平也忒俗了。或许，有人会认为俗没什么不好，认为老百姓过的就是俗人的日子。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我总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光靠几段相声、几个小品就能打发日子的时代肯定是可怕的，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不是没有历史的教训。

前些天，参加一个少儿文学的颁奖活动。当一位老作家动情地大讲“鲁郭茅巴老曹”时，我听到一个中学生小声地问另一个学生：谁是“鲁郭茅”“巴老曹”？我听后不觉哑然失笑。于是，我问：“你们知道谁是‘赵小宇’吗？”他们看了我一眼，快速地抢答道：“知道知道，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怎么，你们大人也知道？”回家的路上，我思考了许多：在一个信息飞速而多元的时代，人们的眼睛关注某些品牌或人物是新闻的本能。然而，人的眼睛不应只看到表面的东西，它也应该看到更深层的东西。不然，人的眼里就不应该储存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