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习惯以“大环境腐败”的假设开脱自己，这本身就是学术腐败的证明。即便全社会都腐败了，学术圈也没有腐败的理由，因为诚实是学术的前提，是学术成为职业的前提。

在肖传国看来，导致他院士落选的不是其学术造假本身，而是方舟子对学术造假的揭露。换言之，如果没有方舟子这个体制外的人物在那里大抡板斧，他的学术造假或许根本不可能被体制所发现。学术潜规则的运行，已成功地形成了一整套清除学术“告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本来是自己在造假，却迁怒于他人的告发，肖传国已完全丧失了道德自省的能力。这里不想只停留在对个人道德进行裁决的层次，道德的讨论固然重要，但不应把背后的问题掩盖起来。事实上，道德自省力的丧失，乃是学术圈的流行病，它暴露了宰制学术生产的一种结构性关系，即学术生产越来越取决于学术环境的外部性，而不是学术本身。

以人文学界而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除了真正为学术研究写作的少数学人之外，不少人都在麻将桌上过日子。促使他们走到麻将桌前的是这样一种共识：与学术刊物或各种基金委有关系的人，不必努力，论文也会照发，基金也会照拿；没有关系的人，你做得再多，在既不能发表又无助于申请基金的意义上也是白搭。

在这样的学界共识下，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基金，或评不上院士，他自然不会从自身的方向上找原因。他只能断定：要么关系还不够硬，要么有人从中作梗。当肖传国得知是方舟子在那里“作梗”，焉有不清除的道理？“清除行为”体现的是学术潜规则赖以运转的自我修复能力。遗憾的是，这次“清除行为”的对象是学术圈之外的人，类似禁发论文、禁评基金的学术惩罚方式对他并不适用，所以才不得不动用了黑社会的资源。

学术界与黑社会，这种勾结是事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它们的关系是偶然的，还是互为隐喻的？这恐怕是肖传国事件留给我们的回避不了的思考。

摘自《中国青年报》10月18日 毕会成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