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理论家骆寒超以自己在中国新诗和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而赢得诗歌界的尊重和赞誉。记者在由浙江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作协、浙江省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骆寒超诗学理论研讨会上获悉，12卷本《骆寒超诗学文集》今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这套收录了骆寒超的8卷诗学专著、3卷诗学论文集和1卷个人新诗创作集的“文集”，全面地反映了他从事中国诗学研究五十余年所取得的成就，对研究中国新诗发展和骆寒超诗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骆寒超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撰写《艾青论》开始，从事中国新诗研究。进入90年代，他开始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对古典诗歌和诗学理论的现代思考。本世纪初，他又进一步扩大到对中国传统诗学与现代诗学的比较性考察和今古承传途径的探求。在研讨会上，屠岸、谢冕、张炯、晓雪、王元骧、陈坚、管士光、孙绍振、李元洛、叶橹、洪子诚、杨匡汉、梅新林、龙彼德、王嘉良、楼含松、胡志毅、盛子潮、陈玉兰、刘福春、李怡、关长龙、江弱水等，就骆寒超的诗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研讨。

与会专家对骆寒超毕生投入的诗歌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谢冕认为，骆寒超对中国新诗和诗学理论的研究有一种执著的、锲而不舍的自觉精神。他始终盯住“建设”二字，并以此为线索，潜心对中国诗学进行时间上的梳理和空间上的建构。他有一种超越零打碎敲的独特风格，显示出他擅长于在一个独创的理论框架里对诗歌本体作整体性的把握，因此他的研究具有体系性、建设性。孙绍振以“专注、执著、坚守”的词语来概括骆寒超的诗学理论研究，认为在他庞大而紧密的诗学理论体系建构中，所看到的是他基于真切的生命体验的理论智慧的闪光、思想火花的闪烁。李元洛认为，贯通古典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连接学府与文坛、兼及理论与创作这四点，是骆寒超诗学理论研究的特色。在对新诗与中国诗学理论的研究中，骆寒超是当代做得最全面、最系统、最有价值的一个。洪子诚认为，骆寒超的诗歌批评研究是一种有着内在热情的研究，在对诗的态度上，他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可以用生命感知的高度、深邃的理论思考、整体性认知和把握来概括骆寒超的诗学理论研究特点。杨匡汉认为，《骆寒超诗学文集》的出版是中国诗歌界的骄傲。吉狄马加在贺信中说：“半个多世纪以来，骆寒超先生的诗歌评论，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财富……我认为，骆寒超先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诗歌的赤子。”吴思敬在贺信中说：“骆寒超教授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诗学理论家之一”，“他为中国新诗及诗学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奋斗了几十年，其学术贡献有目共睹……他对诗歌基本理论、中国现代诗歌史及现当代诗人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说起骆寒超的诗学理论，大家认为骆寒超从事诗学研究有构架体系的雄心。张炯和晓雪认为，骆寒超诗学研究之路是递进式开展的。从写《艾青论》到《艾青评传》，到新诗创作论、主潮论、新诗综论，再到诗的本体论，他是建立了一个目标，形成了一个系统，一步一步地去做的。谢冕认为骆寒超这个体系的构建以艾青研究为起点，一直扩展到对整个中国新诗发展和诗学理论作研究，其特点就是打通古今、融会中西，从个案分析入手，但又突破单一的个案分析的局限，建立起一个中国诗学理论体系。

谈到对文本解读的必要性及其在骆寒超诗学理论体系中所占的位置，关长龙说，自己最早接触到骆寒超的《新诗创作论》及其研究艾青的论文，从文本出发的印象就特别深。洪子诚也认为，骆寒超的诗学研究重心在诗歌的内部构成上，着重考察艺术构型的过程和呈现的艺术形态。他对艾青、何其芳等抒情个性的研究，对他们诗歌的意象、抒情方式的研究，都实践着这一认识。因此，他在诗歌内在构成的研究上，应该说是走在前面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说：“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套文集的价值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肯定，也可能引起一些学术争论，从而使它为新诗的建设和发展发挥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