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王重旭的杂文集《中国历史的屈辱》，不觉眼睛为之一亮：这么多精彩的翻案文章！

王重旭文章的突出特点，是思想犀利、剖析深刻。王重旭最喜做翻案文章，一反过去的某些历史结论，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思维定势。王重旭的翻案，不是搞噱头、故作惊人之语，吸引读者眼球。他是厚积薄发，有备而来，在学术上做了扎实的准备的。所以对既有结论的轰炸，火力充足，颇具毁灭性。立新论，同样因为基础扎实，因而坚不可摧。读了他的文章，人们不得不叹服他学养的厚实、目光的深邃、见解的新锐。

在中国，关于仙女爱上穷小子的故事，不胜枚举。千百年来，人们津津有味地传诵这些故事，艳羡这些穷小子的艳福，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王重旭一出，价值判断彻底颠覆！王重旭在《穷小子与仙妻》中指出：“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沉醉在这种虚幻的爱情故事之中，其实它一点都不美丽，因为这是典型的懒汉文化，弱者文化，庸者文化，丧志文化，让人羞耻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我们民族的戕害是巨大的。这些穷小子们没有志气，没有本事，不思进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靠的是别人的施舍、怜悯、同情和救济，骨头是软的。”从人们司空见惯的民间故事中，透视出“穷小子不知耻文化”长时间以来对民族精神的腐蚀，这不是有振聋发聩之效吗？

王重旭对“史有定论”的事物敢于提出挑战。长城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物件。王重旭在《冬日长城》中对长城的功用作了评估，他指出，长城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只剩下了警示的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管其是以国家的利益，还是民族的大业为借口，只要是不顾国力、不顾人民死活、劳民伤财、大兴土木，都只能落得一个‘城未毕也，而秦已无’的悲惨结局。”追昔抚今，王重旭所指，又何止是长城！

在梳理若明若暗的历史的过程中，王重旭也能给我们带来新启迪。圆明园是英法两个强盗抢光烧光的。进一步追问，这些强盗为什么要烧圆明园？大多数人就说不清楚了。当王重旭在《圆明园被毁真相》中带领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圆明园被毁与当时清政府自己的许多蠢举有关：既然已经签订了条约，允许人家的公使进驻北京，为什么人家来了还要炮击？还要囚禁、折磨外交谈判的代表？39个谈判代表，弄死了20个，剩下的19个也打得遍体鳞伤。这种不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出牌的直接后果，激化了矛盾，招致圆明园的毁灭。英法帝国主义的罪行是要控诉的，但这代替不了对自己国家政府当时的封闭、颟顸、愚昧的反思。

宁波的“天一阁”似乎成了国人无不叹服的一个文化符号。王重旭稍稍往深处追问了一下，我们就被吸引住了。范钦的藏书目的，就颇令人费解。范钦的藏书，谁也不能看，对知识的传播不起作用，连子孙们不少都目不识丁。这种藏书办法对“中国文化史”有什么意义可言？王重旭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借题发挥道：“历史典籍对我们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无数典籍的民族，却可以成为世界上欠发达的民族？”王重旭进而探讨我们跟范钦的后人有没有区别。范钦的后人“不知道自己守护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又何尝知道，我们竭尽一生所守护的东西又是什么呢？”王重旭的醉翁之意已经不在酒了。

王重旭杂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渗透全部作品中的高尚的悲悯情怀。细读王重旭的文章，我们常会感到有一股热流涌动，这就是作者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以及对普通人性的高尚悲悯情怀。在《21世纪广场的梦魇》一文中，王重旭提出了“炉火法则”，主张让以身试火的人都先烫一烫，以免受到更大伤害。他超越了对贪官的痛恨和贪官受到惩治的快意，能理智地看到“这些贪官同样是受害者”，“假如我们能在他们刚刚伸手的时候，就烫他一下，他还会丢掉性命吗？”进而主张纪委的办案人员把聪明才智用到事前的监督上，而非事后的惩治上。这种难能可贵的对义愤情感的超越，使王重旭能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宏观地、冷静地思考腐败问题。

王重旭的杂文思想含量颇高，分量较重。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他倾注的力量多。王重旭有些文章写得很慢，很艰苦。据他自己讲，有的文章要写上几个月乃至半年。王重旭写作的准备工作之扎实、之缜密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为了搞清一个历史问题，查阅、搜集大量的资料。我印象很深的，像圆明园、莫高窟、长城、苏轼还有“小人”的资料，都详尽得让人叹为观止。王重旭还有绝的，他坚持要把能看的写作对象都看一看，甚至反复地看看。天一阁走了一趟，觉得不够劲儿，就又去了一趟。至于圆明园，虽然去过，但为了体验情绪，寻找感觉，还是专程跑到北京重游一次。这种写作方式，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在许多人都很浮躁的今天，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