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小龙传，李小龙在创立截拳道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武术的本质是什么？后来他得出的总结是，武术的本质，就是两个字：攻、防。武术的起源，也是基于进攻和防守的需要，于是他在咏春拳的基础上，汲取了拳击、空手道等多种博击术的精华，去掉与攻防无关的枝蔓，创立了截拳道。我的心底里突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能不能也像李小龙那样，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文学的本质。我发觉，写作了五六年，小说也发表了一大堆，我居然无法回答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这很让我惶恐，我突然觉得，如果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将无法再进行写作，无法让自己的写作合法化。就这个问题，我和许多青年作家探讨过，我发现，大多数的写作者都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勉强给出的答案，也等于没有说。

为什么说弄清楚文学的本质很重要呢？因为我觉得，只有弄清楚了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我才能确定自己写作的目标，才能透过纷繁的迷局而不为所动，才能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写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写？有些作家说，文学是一门艺术，因此写作是纯审美的需要。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去当一名画家，我觉得当画家更能直接体现我对审美的追求。也有人说，我写作，只是出于内心的需求，我从来不考虑读者，我不写感到痛苦，写了，就不痛苦了。但我发觉，这个答案也不能让人信服，这个答案的前提是你没有假定的读者，既然没有读者，那么你写完了，作品放在电脑里、锁在抽屉里就行了，因为你写作的目的——所谓内心的需要已经满足了。如果作品拿出来发表，你就有了读者，有了读者，就无法自圆其说，说写作只是为了内心的需要，你哪怕只有一个读者，都有了一份责任。

也不清楚是哪一天，我突然找到了我的答案，其实也不是我的答案，是老祖宗早就说过的，只是这些年来，我们被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文学理论绕糊涂了，忘记了这个答案——文以载道。这样一说，很能招来一些人的讥讽，认为这是多么落伍的文学观。其实，文学是不能以先进和落伍而论的，如果说今人的文学观是先进的，那为什么没有证据显示今人一定比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写得好呢？

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如果文学的本质是文以载道，那么，这个道，又是什么呢？

我的理解，道，说通俗一点，就是这个作家对读者假定的责任，是他创作文学作品的目的。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鲁迅先生信奉的文学之道。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习作选集的《代序》中说，“我只希望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便是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之道。再看沈先生的弟子汪曾祺先生，汪先生说，“我有一桩好，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便是汪先生的文学之道。如此看来，文学之道，便是文学之用。中国人在体和用上，曾经争论了近百年，文学之“用”并不是功利，而是责任。

那么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了，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答案——载道。

我们也知道了，道，其实就是作家思想的体现。每个作家，对道的理解都不一样。那么，我心目中的道，又是什么呢？每个作家的思想，都离不开他的经历、他成长的环境和他的学养。于我而言，二十余年的打工经历，无疑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为我们的青春作证，书写我所熟悉的这个群体的精神荒原，让无力者前行，这大抵便是我信奉的文学之道。

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后，我一直在坚持为这个文学理想而努力。同样，基于这样的文学观，再去评判当下的文学时，我不会再为那些说我的作品“不文学”的指责而困惑。因为我的文学，所载的，是我的道，是我的文学理想，是我感悟苍生肉身和灵魂之痛后想说的话。我的写作，是有明确的假定读者的。我希望，有过打工经历的，或正在打工的人，读到我的作品，会感到亲切，觉得我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同时，能让他们看清一些事情背后的真相，而获得前行的力量。我也希望没有过打工经历的人，读了我的作品，对这个群体，多一些理解、关爱和敬意。这也是我的文学责任。当下这个时代，只要每一个写作者记得自己的一份责任，当你的文字，真正触动人们的内心时，文学的力量，自然有所体现；文学之用，也就落到了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