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

我搞小说创作，多是关注现实生活。但是，我认为在所有文学样式里，报告文学是与现实、与时代联系最为紧密的，有“时代的号角”称号。我创作过几部报告文学作品，比如《执政基石》《播火者》，还有这部获奖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都是描绘时代生活的。因为我是唐山大地震幸存者，创作这部书是我的必然选择。祭奠逝去的生命，生命是灾难中最应该珍视的，生命值得舍生忘死去维护，生命是奇迹和祈盼的源头。逝者为生者承担了死亡，生者承担了灾难的记忆。我想通过两场大灾难的对比，描绘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透视时代的进步。也许就是这样的视角，完成了历史与时代的链接。

前一段有个说法，报告文学创作是以回顾历史还是以反映现实为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题材上的争论，落实到创作上，应该考量作家拥有多少精神资源。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个性化、世俗化、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中心向城市、向上层倾斜。在上层那里，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报告文学除了认知这个上层世界，还要深入底层百姓生活。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写什么样的题材？为谁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对报告文学来说，“写什么”，比小说里的“写什么”更为重要，因为报告文学特殊强调真实性。真实性不是单一的，它要面对真实世界的独特、广阔和丰富，以及珍藏在庞杂事物背后的价值。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报告文学应该有强烈的时代感、同步性和敏锐性。

时代感直接关联深入生活问题。我的理解，生活对于作家多么重要。作家没有生活就写不出好作品，但这生活除了家庭、朋友和单位很狭窄的生活，还包括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家柳青说过，作家如果脱离广大而深厚的生活之外，靠着超然才能够打造出工艺品，而带着泥土气息的艺术之花，只能在土地上培植。所以，这就需要报告文学作家抓住时代题材，深入采访，还要用慧眼去认识、发掘和提炼。面对时代，要有新的发现。发现生活中真正惊人的东西，在琐碎的生活中寻找震撼人心的故事。所以，我感觉报告文学作家比小说家还辛苦，不仅要拥抱生活，还要解析生活。如果作家与时代生活隔膜，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缺乏耐心，叙事说服力就会丧失，就无法使读者信任报告文学。

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家必须作出回应。作家不能回避社会问题和矛盾，但又不能简单书写这些问题，就需要对现实生活艰苦地认知、体验和思考。摆脱浮华和功利，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才能改变我们对时代生活简单的认知。有了新的认知能力，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作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全国有那么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跟人家比，我在这方面有欠缺，还要深入学习和思考。

说到理想，又回到精神资源上来了。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抗震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可是，我们遗忘了很久。汶川地震，生命中最宝贵的精神在灾难中怆然复活。32年前的唐山留下了抗震精神，今天的汶川，是对唐山抗震精神的深化，是对民族心灵的净化与强化。建设一个更加人性化的仁爱中国，建设一个国内各民族相亲相爱、与世界和睦相处的礼仪中国。抗击灾难带给我们的精神资源，是在两次大灾难中，我们的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非常宝贵。是的，灾难改变了我们很多很多！也许这是灾难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吧！在灾难的考验面前，在真、善、美的感召下，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反省自身，不断认识自我，不断提高自己。这样的改变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并且有如春雨润物，潜移默化地、长久地产生影响。这种精神能量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在创作中常常困惑于世俗化与崇高感的矛盾中，备感精神资源匮乏。世俗化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世俗化的生活乐趣，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全部停留在这里，注定无法逃脱疲惫之态。有的作品，即便找到了英雄也是抗日的英雄，或是时过境迁的英雄。变革的时代对我们心灵有着强烈震荡，读者不可能永远满足于现实的平庸，崇高感、英雄气，永远是令人神往的。所以，我们的报告文学一定会在时代精神资源里找到灵感，从而完成时代英雄精神的挖掘与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