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多数是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感动的人物与事件来写作。

61年前，我参加的解放大西南战役，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军旅生活。那是完成全国解放、彻底结束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最后一次大战。我作为战斗队伍中的一员，随军跨越赣、粤、桂、黔、滇5省，完全沉浸在那场大战的激昂氛围中，深深被那百万大军向云贵高原、巴山蜀水进发的磅礴气势，以及指战员们勇于拼搏的精神所感动；在充满胜利者的自豪感的同时，出于年轻文学爱好者的敏感，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能写出一部全景式描述这一大战役的文学作品，那肯定能给后人巨大启示；只是我那时候太年轻，还是个不满20岁的小兵，既无法全面了解战场形势，更不可能知悉运筹帷幄的将帅们高超的战略部署，只能把这一愿望深藏于心中；但那是一团火，长久炙烤着我；以后在从事部队宣传文化工作时，又看到刘、邓二位统帅的副手张际春将军指出的：“我们只会创造历史而不会记载历史，但人们往往是从记载的历史中去了解历史的。”更感到，作为一个部队作家有责任去记载、描述那场大战役；幸运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部队的各级指战员多数都参加过解放大西南战役，每个人都有一段独特的感受，和他们接触时有意无意都能获得许多素材，我对那场大战的了解也日益增加。进入新时期后，我决心把这一题材列入写作计划，也就更用心地去搜集素材、阅读战史、找人访谈，那场大战役的轮廓在我心中也日渐鲜明；但有些作品却是即使自感熟悉了，还得在体裁上用心选择才能写好。是写成长篇小说还是纪实文学？一直使我犹豫不决。

在据有大量素材后，再采用虚构手法写成长篇小说，对于我这个写作小说多年的人来说，不会太难，但在形成小说结构、塑造典型人物的同时，必然要舍弃许多人物、事件；面对那样丰富多彩的史料，我很是舍不得；思之再三，决定还是采用纪实文学来写作。

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就写过进军西藏的《博斗在梅里雪山》，80年代又写过1979年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一将难求》《有争议的“巴顿”》《覆盖再覆盖》等现实题材的纪实作品，但再从事这部被称为历史题材的写作，却越写越觉得难度太大，并不像如今某些人所说：历史题材的纪实类文学要比现实题材容易写（其实文学作品并没有好写难写之分，能否写好决定于作家的文学功底和对所写素材的掌握是否丰富，理解是否透澈）。因为这场大战役，战场宽，敌我人物多、战场内外事件繁杂；想要把那大迂回、大包围的高超战略战术的威力，形象、生动、真实地描述出来，就不能满足现有的素材，还得随着写作的进展过程，不断地去仔细了解、访查、分析、综合、筛选，哪些事情可以保留，哪些事情可以删掉，这是很需要用心斟酌，也得像军事指挥官那样细心地谋划全局，像应对每场战斗一样，耐心地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同时还得注重艺术的描写，以加强人物、事件的感染力。我很赞同美国纪实作家们 “小说家的技巧和如实客观报道的新融合” 的观点，才能构成一部既具有史料性，又有着文学性和可读性的纪实长篇。这纪实与虚构的关系在我国描写战争的古典文学中，更是不乏成功范本，我们应该好好运用。

我对这部自感能“打动我们的心灵，激荡我们的血液”，给读者以鼓舞力的作品，充满深情，更不敢怠慢，所以这12年间，每年我都要用三四个月时间来修改，前后达10次，把书中600多个人物逐一描述、赋予他们的个性。这不断地增加删改，也是不断地加深我对那场大战的认识，从而能去粗取精，更趋完善。

人生有限，在我60年的文学生涯中，却有近八分之一时间在忙这一作品，虽然辛苦却充满了激情与愉快。我很高兴能把这本《解放大西南》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