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以鲁迅名字命名的鲁迅文学奖，诸种门类之中，大约惟独报告文学未得鲁迅生前垂范。他是全能型的作家：小说和散文杂文不必说了，那是新文学之翘楚；他虽不属于新诗作者，但其旧体诗大概却是毛泽东以外现代流传最广者；他的理论批评也是旗帜性的，且不说经他评说有多少文学新秀声名鹊起，单单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即开辟了中国的文类文学史的先河；乃至文学翻译，虽然有人质疑“硬译”，但在俄苏文学以及欧洲小国文学的译介方面，却鲜见比他献力更多。故而，以直接垂范来论，鲁迅毕生写作留下的惟一空白，似乎也只有报告文学了。

至于原因，实在是这种文体比较晚近。在世界范围，报告文学的出现一般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日益动荡复杂的现实，作为一种深度解读、揭示社会事件或现象，兼具新闻与文学两重特性的写作而崛起。而在中国，“报告文学”名目首度露面，以我所知是1932年阿英所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这时，距鲁迅辞世，不过4年。倘若这文体更早几年引入中国，鲁迅会否一试，似乎并非全无可能。至少，我读他写于1926年的《纪念刘和珍君》，从字里行间，感到了某种类乎报告文学的笔意：“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可是，中国的报告文学，却是上世纪30年代始于文界，复因抗战的特殊情势而大获用武之地，显然错过了得到鲁迅亲自垂范的荣幸。

这里对鲁迅与报告文学之关系的溯端，乃文学史一点小考据，并非正题。正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尽管鲁迅未亲自用创作实践，指点我们如何从事报告文学写作，我们的写作却并不失去如何发扬鲁迅精神这样的主旨。或者说，发扬鲁迅精神仍然是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反思并拥有的一种意识。

关于鲁迅精神，如果特别从文学方面来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篇不太引人注目的《小杂感》（《而已集》）中说的两句话：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这两句含意不那么具体。但也正因有些抽象，我以为反倒把鲁迅对文学创作的观点，说得更内在。他说，“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乍看，其意难解。以我理解，鲁迅强调的是，人的心灵倘若“干净”到全无块垒，大概也就失去了爱。如作家还存着“爱”、能够“爱”，他对人生的体验，则无法处在“干净”的状态。他总要追求、总要抗争、总要究辨——一言以蔽之，他还有所“爱”。

也有较为具体的表达，例如《革命时代的文学》里这样一段：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一种文学是凭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

他将这两种文学，简称“对新的讴歌”和“对旧的挽歌”。他并不简单地厚此薄彼，认为两者都是社会现实对文学深深浸润、渗透的结果。他对当时中国文学感到不满的，正是“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

文学，根植于人生和社会，激于因现实未及理想而生的“不干净”感。在这情怀之下，文学肩起责任，鸣于史、鸣于世，“崭新的进行曲”也罢，“怀旧的哀词”也罢，总之，要在“社会向前走”的历程中留下某种刻度和标识。一个麻木于是非、辨不清新与旧、不知道社会历史正确方向的人，既不能谱写“崭新的进行曲”，也无从吟出“对旧的挽歌”。我想，这应是报告文学创作之魂；报告文学作家应该从鲁迅教诲中找到立场和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