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难，文学翻译更难。个中原因，在于文学语言的“杂”和“偏”。文学语言之“杂”，在小说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文体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驳杂性。任何语言任何话语，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无论天文还是地理，全都可以进入小说。世界有多丰富，小说的语言就有多丰富。当然，译者的麻烦也随之而来，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闯入陌生的知识和语言区域，随时都有可能遭遇真真假假的“词汇空缺”——小到器物名称大到思想概念。说文学语言“偏”，是因为它在概念表达方面重内涵、轻外延。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通常立足于概念的外延，力求表达的直接性、清晰性、准确性，后者则多利用概念的内涵，喜欢表达的间接性、模糊性、多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内涵游戏，通过内涵游戏产生的语言自然是耐人寻味，其艺术魅力油然而生。对于爱智的译者，这样的语言可谓求之不得。另一方面，概念的内涵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活写照和历史积淀，有特殊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很难顺利通过翻译海关，译者必然要为如何移植内涵而烦恼。

譬如，关于当代德国“头号酷评家”赖希-拉尼茨基，作家马丁·瓦尔泽说过这样一句话：“其实每一个受他如此虐待的作家都可以对他说，赖希-拉尼茨基先生，就你我的关系而言，我才是犹太人。”虽然或者恰恰因为赖氏是犹太人，而瓦尔泽是没有一点犹太血统的德国人，这句话才成为一句妙语。因为纳粹德国的屠犹史让“犹太人”的概念有了“任人宰割”的内涵。可是，面对许多不了解这一内涵的中文读者，译者应该怎样处理？是加脚注？加定语？还是干脆让它这样？

又如，笔者翻译的瓦尔泽小说《批评家之死》里面有这样两句话：“汉斯·拉赫一定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她得让他拿出来。然后他就自由了，然后她就让他进入一种销声匿迹的状态。和这种状态相比，施塔德海姆就成了施塔胡斯。”这最后一句话可谓绝妙。因为施塔德海姆是地处幽静的慕尼黑远郊的监狱，施塔胡斯则是慕尼黑市中心最繁华的步行街。怎么办？面对这种情形，是加脚注？还是添字（如：“连僻静的施塔德海姆也同施塔胡斯一样喧嚣”）？还是让它彻底归化：“樱桃沟就成了王府井”？

再如，在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盖尔达·布登勃洛克对其丈夫说：“他不像个市民，托马斯！比你更不像……”（傅惟慈译，第381页）这个他，是指托马斯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市民”则来自“Bürger”。这个词是标准的德国造，即使说该词的翻译已成为跨学科和全球性的难题，也并不夸张。因为不仅是在中国做德国研究的专家纷纷抱怨该词难译，就连《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英文和法文译者也分别通过注释声明该词在其母语中找不到完美对应（德汉辞典上有如下释义：市民、公民、市侩、小市民、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在2003年应译林出版社之邀为计划再版的傅译《布登勃洛克一家》撰写前言时就注意到这句让普通中文读者看得一头雾水的话，开始为这句话的翻译苦闷、烦恼。可是直到几个月前才开了点窍儿，意识到这个翻译困境只能从内涵突破：“市民”既是富足、文化、体面的同义词，也能使人联想到宗教、浪漫和革命的对立面。很明显，具有艺术家气质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盖尔达说克里斯蒂安这个众人眼里的败家子和浪荡哥儿不像市民，是因为她欣赏后者有一点点不落俗套的波希米亚即艺术浪子的气质，因此可以考虑把内涵径直译出来：“他比你还脱俗，托马斯！他更不像个市民！”这样，不仅“市民”的外延和内涵可以相映成趣，而且读者也能读出基本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如此翻译当然也有缺憾，它有些过于直白，而托马斯·曼本人也从未简单地贬低或者否定市民阶级，他一直是在波希米亚和布尔乔亚之间逡巡摇摆……需要补充的是，当我苦闷近8年之后想出这个似乎可以推荐的译法时，新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已经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