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后现代思潮研究暨毛崇杰《走出后现代》一书座谈会”于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就“走出后现代”以及毛崇杰近几年来富有激情的理论创获及其直面问题的学术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关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讨论。围绕毛崇杰著作中突出的对中国现实的关注问题，与会专家展开了激烈讨论。高建平针对曾经存在过的诸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认为我们应当回到一种作为批判哲学的马克思主义。针对毛崇杰“走出后现代”的命题，他认为“走出”之后到哪里去，不是回到前现代，而是应当走向一种对现实的批判立场，这也是知识分子应持的立场。王宏建回顾了他与毛崇杰在蔡仪门下共同学习的经历，肯定毛崇杰著作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从艺术作品与实践的角度提出，理论研究应当对矫正、澄清一些艺术实践中的极有争议的方式有所助益。陈圣生认为，现实中道德的缺失是值得理论研究者反思的，毛崇杰对理论研究的坚持，必定会带来有益的影响。熊元义认为，毛崇杰是一位很有思想的理论家，能够把理论的深度与现实的关切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中国当下的实用主义文化的影响，人们只论强弱，不论是非，导致毛崇杰等的思考与作品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刘悦笛认为，毛崇杰在著作中秉承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并且做到了有立场的批判，或有批判的立场。他认为立场的虚无化恰恰出现在后现代主义等思潮进入中国之后，毛崇杰的著作及思考对此是一个纠正。靳大成针对其他学者在民粹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某些方面特征的概括、评价等方面的观点，与毛崇杰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田美莲认为，毛崇杰的著作具有一种宽阔的全球视野，同时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干预生活的良心。

二、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刘方喜认为，在理论上“走出后现代”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后现代研究有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的倾向，而毛崇杰这部著作的重要特点则是极强的本土性和现实性。后现代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确实有很大变化，同时他对本书中提出的中国古代具有以孔子为代表的民主思想传统表示认同。在对待后现代思潮的问题上，史忠义充分肯定了毛崇杰的著作及其思想深度，他并不十分认同西方的所谓后现代思想家，认为他们的思考总体上是脱离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的。他主张对后现代思潮应持一种反思的态度。何浩认为，后现代最核心的特征在于对中心的、稳固的结构的离心、解构的力量。毛崇杰著作的现实意义其实就在于处理一种价值结构的离心力问题。范玉刚认为，后现代具有多元纷呈的特征。在当今消费文化和媒体文化占据强势地位，使整个社会文化逐渐具有趋同化、一元化的特征，而后现代思潮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多元的文化格局，思考和讨论这样的理论、文化思潮在当下是极有意义的。会上，彭亚非对毛崇杰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认为，毛崇杰将后现代理解为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而中国的社会现实并没有进入这样的后现代社会，因此不宜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方式树立某种假象来进行理论上的批判。

三、对理论研究和学风问题的讨论。毛崇杰的研究和学术精神得到了同行们的一致肯定。党圣元认为，毛崇杰等老一代学者对文艺理论学科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学术发展贡献了很大力量。他形容毛崇杰是一位有思想、有个性、有鲜明价值追求的纯理论性学者，毛崇杰的理论贡献对我们思考当下文化的、思想的、整个文艺美学的观念层面的问题、知识层面的问题等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杜书瀛认为，毛崇杰的学术研究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前沿性，毛崇杰发表的著作及文章，所关注的都是学术前沿问题，并且成果出色；二是尖锐性，毛崇杰是敢于尖锐地提出许多问题的学者，而且提得很有道理，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正义性；三是勤奋，笔耕不辍，毛崇杰仅近几年就出版了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四是思维的创造性，毛崇杰的许多理论有独立的思考，富有创见。汤学智也认为，毛崇杰属于“思想型”的学者，他的《走出后现代》一书有三个特点：一是立足点高，即是在对理论和现实有了充分把握的起点上开始写作的；二是视野宽阔，既具有超出中国的世界视野和全球思维；三是高境界，既能够在已有的学术积累之上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丁国旗认为，理论的意义第一在于归纳现实，第二在于判断未来。他认为做研究应该做实，一方面应该像马克思那样保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另一方面应该对理论、文本本身做扎实的研究。毛崇杰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张云鹏认为，毛崇杰的著作富于张力，不仅仅说理，而且很重视价值取向；其著作风格鲜明，富有激情，让人赞美。

在简要的总结和回应中，毛崇杰认为，后现代除多元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过渡性，我们应该立足本土带着自觉的世界公民身份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及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之间对话，以全球思维适应这种过渡性，这就是“走出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