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由文化部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行行复行行——方增先人物画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并受到美术界高度好评，我的采访也就约在了方先生在北京的家中。

方先生给人的感觉谦和淡泊，与人交谈时，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他看上去十分瘦小，那些天北京的天气还没有转冷，但他早已裹上了厚厚的毛衣和羽绒背心。胃病又犯了，午睡后就着热水吃了一小块面包。他有些无奈地笑着说：“我也就能吃点这个了，这个软和，吃别的胃都受不了。”我们的采访就这样聊家常一样漫谈开来。

采访结束后来了几拨儿青年画家，都是听说方先生在北京，通过各种途径找上门来，希望能聆听先生的教诲。对于这些画界晚辈，方增先很热情也很认真，他仔细地翻看来访者带来的作品或画册，中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其中的一些细节，乃至什么地方应该增几分墨、减一两道线等提出很具体的建议，就像熟识已久的良师益友。

记 者：从《粒粒皆辛苦》到《艳阳天》和《母亲》，再到近些年许多藏民肖像及西藏题材作品，您的画中农民形象最多见，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曾评价您“始终在为农民塑魂”。您为什么对农民形象、农村题材那么感兴趣？

方增先：可能因为我本人就是农村出身吧，我生在浙江浦江县西塘下村，那是一个小山村。那时候的农民非常淳朴、敦厚，他们身上很多品质都很吸引我、打动我，那种生活状态也是我非常熟悉的，所以不由自主就画的是这类题材。前些年还曾特意回到家乡，希望再去找当地的农民来画，去了以后发现真正的农民已经没有了，只有在和自己年岁差不多的人身上，还能依稀看到从前农民的影子。而那些年轻人，从穿着到气质，几乎和城里人没什么区别了。

于是开始把视角转向藏区，当时正好有机会去了青海和甘南，走到大草原上，似乎跳出现实人间的乌烟瘴气，藏族的淳朴让我觉得可爱和尊敬。到了草原深处，不仅是因为那里有我想要的创作素材，更发现那里的人和景色本身，有我从内心十分向往的素质。我从此每年或隔一年总要往草原跑，于是画了《帐篷里的笑声》以及后来的《母亲》《祭天》等作品。

我对城市的农民工也比较感兴趣，曾经试着想去画他们。城市里的农民工有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虽然出身农民，但大多有一些文化，很多都读到初中以上，这些人对于城市的建设有很大的贡献。我曾经试图深入他们，但发现在农民工劳作现场很难和他们接近，我毕竟不是年轻人了。后来还找过包工头、建筑老板，通过他们在农民工吃饭的时候做一些交流，不过这种接触仍然有着很大隔阂，也就只好暂时放弃这方面题材。这也是年龄限制吧。

记 者：说到年龄，这次画展展出了二百多件作品，有多少是您近10年，也就是您68岁到78岁期间创作的？

方增先：一半以上吧。现在体力大不如前了，40岁以前就没觉得画画累过，可以整天不停地画，现在作画时间长了觉得手臂会酸。休息下来，就是看书，看看古典文献，看看画论。

记 者：从1955年的《粒粒皆辛苦》和1964年的《说红书》开始，您在中国画界就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可以说成名很早，但是个展办得也很少——2007年上海美术馆“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2009年浙江美术馆的“方增先人物画大展”以及这次展览，一共就3次。

方增先：这跟这些年来中国画人物画的境遇有关吧。改革开放以后，就如同当时整体的社会状况一样，中国美术界也受到各种现代艺术潮流的冲击，中国传统画、写实画受的冲击最大。一开放，年轻人一股劲往西方现代、前卫艺术方向奔，并都强调个人风格，一个比一个变得厉害，最后都不知道根本是什么，失去中国画的特性了。那时候觉得像我这类传统绘画即便举办展览，也不会有太多关注，还不如关上门专心画自己的画。现在这两年不同了，大家在熟悉了前卫、现代的东西以后，开始冷静下来，觉得还是首先把老祖宗的东西打好基础，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发展。

记 者：您怎么看这些年中国画的发展？

方增先：中国画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向前走的，有时候也是在兜圈子，甚至还在往回走。比如前几年全国性的美展里，我就看过有些画家基本功不够，又画了很多人物，于是就干脆对着照片，一点点地摹出来，没有笔墨运用，跟中国画的历史和传统不符，这可能是社会风气问题。现在画中国画尤其中国画人物画的应该多研究研究蒋兆和、周思聪这些前辈画家的经典作品，应该多研究这些新的传统。

记 者：您一直在强调传统，不过您可是当年上海双年展的发起人，而且至今仍是双年展组委会主席。

方增先：很多人都奇怪，你一个画中国画的，干嘛办这种前卫的展览。搞上海双年展，我不是崇拜它，而是去研究它。在上海美术馆工作之后，接触到西方的东西越来越多，现代风刮得很厉害，当时我们美术馆经常接待一批批现代艺术家，比如台湾来的陈正雄、刘国松等，他们常劝我应该在上海办双年展。我与国外一些已经出了名的华人艺术家商量，他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办双年展览对中国有好处。当时中国艺术家总处于被动状态，对现代艺术和前卫艺术感觉很神秘。当年中国青年画家中，热衷现代、前卫艺术的已经是一支庞大的队伍，还有在法国、美国等的旅居华人艺术家，是很强的艺术力量。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各种原因，在国内的现代艺术家，总是躲在角落里，也许由于各种原因创作出的一部分画作，也的确带有政治色彩或故弄玄虚，这都不好。我也想穷追到底，能不能打开魔盒子看看。当时，从执行馆长李向阳到馆里的专业人员都赞成试办，几经商定，文化局领导也首肯，就定下来了。干脆把国内和西方的有名的策划人都聚拢过来，请来西方一些最前卫的艺术家来参展。后来上海市民都来看，对前卫艺术就当成很普通的一件事，神秘的东西都没有了。

记 者：那些前卫、现代艺术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方增先：奇怪的是，当我大体了解前卫艺术状态后，我忽然悟到中国画还是要回到中国画本体中去，我应该潜心画我的中国画。那些前卫艺术是另一套形式、另一套语言，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观众群体。一切外来因素，只作参照、启发、吸收。于是1997年、1998年以后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传统笔墨中来，当然，我不否定我过去对现代的研究。这其中，也许还有年龄的原因，在当时我已年近70，没有时间再盲目地去花时间，要为自己做一个总结。后来，我又开始认真关注书法，想把笔线搞得好一些，仅这一点，已深感迟暮。现在的世界成了一个小村子，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碰撞是必然的，由此产生矛盾也是必然的。这些年我从上海市中心搬到郊区，就是觉得信息太多也不好，老听说这个要学那个要学，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了，哪里学得好。所以，这几年我是孤陋寡闻，自己画点小画或大画，怎么想就怎么做。

记 者：在中国画人物画创作领域，您曾经进行过各种各样艺术语言上的探索与实践。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您还将自己独特的积墨法绘画语言运用在人物画创作上，创作出《家乡板凳龙》《昆仑月色》《祭天》《晒佛节》等一大批深受好评的水墨人物画作品。古稀之年依然保持着如此活跃的研究与创作状态，这是不多见的。

方增先：画人物是件苦差事，折腾了一辈子还在折腾，往前走，走出一小步，也比停在原地好。艺术就是这样，就好像爬山崖，虽然苦，但有兴趣，而且是越艰辛的时候味道越好。形式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是有益的，只不过中国画人物画必须表现人性，永远不要离开这一初衷。我觉得我一生走过的艺术道路，是一个苦行僧的路，我虽然知道不少有成就的艺术家，是“玩”艺术的结果。大约艺术也是随缘而发。在我身上除了苦行僧那样的路以外，我不可能去幻想此外的非分的可能性。但是，苦行僧有苦行僧的“道”，也有苦行僧以苦为甜的乐。我是那种在乱草泥泞中寻找一条小路的人。

艺术是无限的。中国画人物画正走在大道上，有很多事要我们去做。我十分相信，中国画人物画一定能走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