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向往能拥有一个宽敞、宁静而舒适的书房。在这儿，可以读书，可以写作，可以同朋友聊天，也可以欣赏林立的书柜，那该是多么惬意和快乐。

书是知识之源，有了一个好的读书环境，就会使人的学养不断增长，知识不断丰富，即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向往有一个理想的书房。

然而历经几十年的艰难曲折、努力奋斗，时至今日，这个梦想才得以实现。虽然它并不十分宽敞，实际上只能容纳我藏书的少量，但手头常用书历历在目，足矣。

为什么说历经艰难曲折？说来话长。我参加工作时工资只有几十元，那时虽然物价便宜，生活费用低，够用，却并不宽裕。幸有中国作协机关给我们每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的宿舍一人安置一张桌子、一个木制的普通书架，我便将陆续购置的书籍摆上去。还和同屋的周尊攘同志到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了我们所崇敬的高尔基和鲁迅的青铜色石膏像放在书架顶端，颇为增色。然而时间一长，手头书刊的数量日渐增多，一个书架显然安放不下，怎么办？我便开始计划经济，节衣缩食，由有限的工资中积攒一笔钱。两年后我才有资本买回了第二个书架。将一批留存的书归置上架后，心情格外激动，觉得增加一书架书，就会使自己增长更多的知识。

由于工作需要和个人的爱好，我积累的书刊愈来愈多，书架便也随之不断增加，大大方便了自己的读书和学习。每每站在林立的书架前，一股油然而生的亲切感涌上心头。

可惜好景不长。突然袭来的“文革”风暴，打着“扫四旧”的旗号，宣布所有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及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均是“封资修的“货色”，统统扫除，有的甚至被当成废品和垃圾处理。

眼见一个个被“打倒”的老作家一生所苦心收藏并十分珍爱的书籍被抄家，被用架子车拉到废品收购站，付之一炬，真叫人痛心痛惜！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四人帮”叫嚷“知识越多越反动”，辱骂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霎时间，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说不定哪天哪夜，红卫兵就会来抄家。所以左邻右舍都赶忙清理自己的书架，挑出“封资修”的书籍，自动处理。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忍痛把多年收藏的一批心爱的书也处理了。现在回想起来仍觉痛心。也许现在的人会说：怎么那么胆小怕事？也难怪，人家没有经历过那段恐怖的日子呀!

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之后，我又恢复了刊物的编辑工作，依旧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便又重新购书、买书架，加上文友们的赠书，书又逐渐多起来。有天妻子刘琳和同学刘茵从北池子一家家具店里发现了一种样式新颖而美观耐用的罗马尼亚大型组合书架，但价格昂贵。再三掂量之后，我和阎纲我们两家咬咬牙，下狠心各人买了一套。果然质量不错，款式也新。有了这个组合书架，手头不小数量的书也差不多都放上去了。当时我们几个人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终于，我们有大书架了，有个可以称为像样的书房了！这就便于读书学习。因为读书，不但要有读书的心境，还要有读书的环境，读书人与书，追求的是知识、是思想。此乃“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读书人最看重的是藏书。这其中其乐无穷。这么多年下来，我如今的藏书中，有许多极为珍贵的，海内外前辈作家和当代成就卓著的作家、诗人、评论家亲笔签名赠我书者，先后计有冰心、巴金、茅盾、夏衍、唐弢、曹禺、丁玲、艾青，臧克家、季羡林、王蒙、李准、丁宁、冯骥才、金庸（香港）、柏杨（台湾）、张香华（台湾）、犁青（香港）、张诗剑（香港）、洛夫（台湾）、张洁、谌容、王一桃（香港）、尤今（新加坡）、梦莉（泰国）、梁凤仪（香港）、杜鹏程、刘白羽、贺敬之、徐迟、柯岩、周而复、林非、李瑛、高占祥、张锲、吉狄马加、马识途、陈忠实、袁鹰、贾平凹、从维熙、铁凝、张海迪、邓友梅、梁衡、吴泰昌、严文井、范曾、白桦、李若冰、阎纲、黄宗英、刘心武、叶文玲、舒婷、池莉、浩然、王巨才、蒋子龙、舒乙、雷抒雁、雷达、何西来、白烨、苏叔阳、石英、缪俊杰、赵丽宏、郭风、程树榛、何为、郑欣淼、张同吾、李国文、晓雪、张抗抗、王宗仁、杨匡满、余光中（台湾）、罗兰（台湾）等等，以及政治家邓颖超、王任重、伍修权，数学家陈景润等等，等等。还有一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中青年作家朋友的珍贵赠书，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在我的藏书中，除相当数量的古今中外经典著作外，作家朋友的签名赠书占据很大数量——这部分书是我最为珍重的。

读书，按照古代人的说法，最美妙的地方是在深山老林里，以明月松风为伴，排除一切干扰，消除一切杂念，独自一人静静地专心致志地品味。然而我们已经进入现代化的社会，自然不可能跑到山林中去，只能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里。那就得追求一个静、一个安静的环境，如此才能读得进去书，才能感受到读书的美妙情趣来。

读书的情趣就在于书中展示了一个博大的知识世界，一个非常迷人的世界。你只要步入书林，便其乐无穷。如同陆游诗云：“不是爱书即欲死，任从人笑作书癫”。室中满架的书总吸引着你，诱惑着你，那是一个多么神奇迷人的地方。

书房是为了藏书，藏书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进步。书之于人，尤如雨露之于禾苗，甘霖之于土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