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的诗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色彩缤纷的美的空间，是诗人智慧在诗中的体现，如他的代表作《孩儿塔》，是在死亡意识（幽灵）与人类精神现象（生的歌颂与未来的憧憬）共生中生发的一份追求，既真诚地显示了诗人创作时的心态，也是诗人崇尚的诗美表达，而两者之交融升华出来的意象及其内涵，既是红色的（更健全更向前），又是梦幻的（没字的歌唱），其中红色中有革命更有生命，梦幻中有抒情与青春，更有理想与献身。这是诗人个性气质与精神意识在一颗不安定的灵魂中闪烁与追求的可贵的诗眼。所以，《孩儿塔》这一辑诗，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色声之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诗性陈述。殷夫诗中对爱与生命的歌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邃的思想性。并以人格魅力熔铸生活，饱蕴丰富情感，体现着诗人的本真之美。在殷夫的小说、散文与论文中，通过自我反省与批判，通过率真的认识与大胆的剖析，呈现出诗人高尚的品性与人格力量，同时又以其洞察力与卓见，使论文成为当时历史语境中不可多得的颇具美学价值的檄文，以至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阅读，同样能够从中获得训育与启发。

代表作之一《放脚时代的足印》这首诗，诗人其实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哲学的场景，即生活的残酷与理想的美丽。诗人以一个文学智者的身份，在诗心微观的层面上，为我们打开一个现实的浩渺的世界（社会），并将人性的善良，人生的希望，人类的共同追求，于现实生活中细微的花花草草，凡物琐事，在寂静与动荡两个层面之间浮动，又在这厚重的历史轨迹中撒下他自己的星星点点。殷夫诗歌中对爱与生命的歌颂，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邃的思想性。《呵，我爱的》，以“一丛青苍苍的藤儿”，引出草帽下如红玫瑰的姑娘的脸，并以“新月在青空阑珊”的意象，跳出诗人心灵攀越爱的栅栏的又一意象，一切都在自然与静谧中，并以倒置句的巧妙：“南风欣语，提醒了前夜”，引出沁人心脾的爱的呢喃。我们知道，诗美的第一特点就是用词的造化之功。“古刹的钟声，清淡”，第三节开首的一句，是全诗的诗眼，读之妙之极端，它隐喻着爱的纯味与纯真，无杂无荤。都说新文化运动初期，我国的白话新诗还只是西欧诗的描摹，白话初级得很，也嫩稚得很，但殷夫的此句，却是至今看来也是不可多得的一句妙诗，也说明尽管中国现代新诗初期，不成熟的诗比比皆是，但实也有好诗或好句的存在，不容人们忽略与小看。殷夫的诗，还具有熔铸生活的魅力。如《祝》，以野花之自由独立，在没有阴叶的长挺中，在干枯沙砾无际的地方，在没有一泓泉流一棵小树的荒漠中，一朵在野的勇敢之花倔强着成长，它坚毅地自信地“孤傲自盼”。特别发人深省的是“她不寂寞，放着清香”，其实，正是诗人人格之于社会的写照：不寂寞是一种活法，更是一种人生态度，清香便隐喻着诗人人格的一种表征，一份操守。“她忍受冷风的吹刮/坚定的心把重责负担”——这是独立的行吟诗人的绝唱，见证着堪比松竹梅与兰花的清高与坚毅。于此，那句“问何时死漠重芳醒”，便是导出了整首诗的灵魂所在，那就是震撼人心的诗人的社会担当。《梦中的龙华》也是殷夫的代表作之一，它以壮美之势，永久矗立在中国现代诗中。“只有庄严伟丽的龙华塔/日夜缠绕着我的灵魂”。为什么诗人对龙华塔情有独钟，是因为诗人将理想的与现实的碰撞狂飙突进般地呈现给读者。诗人在这里不做第二个天问乾，却以生命力的华彩合着内心的忧愤，把龙华塔作为一个美的精神家园，以其修辞的反正逻辑，超越着现实主义，并让浪漫主义生动地在壮美的氛围中营造出一种力量与希望：“你高慢地看着上海的烟雾/心的博动也会合上时代的脚步/我见你渐渐地淡烟倾吐/你变成一个烟突，通着创造的汽炉。”意志的巨人与力量的神性，在反省与憧憬中把崇高与理想的台阶造就，又以其诗意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并让我们主动融入到诗人的审美之中，成为一个整体。

殷夫的论文，更具批判精神与美学价值。在当时革命火热的背景中，能如此率真地看到革命文学的缺陷，不能不令人敬佩！我们还应看到殷夫这个个性人物的政治立场背景，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宁肯掉脑袋也不丢革命信念的“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的坚定的革命者，坚信“革命的文化”不能搞合法化，“合法化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意志与信念者，即又能如此地正视革命文学自身的缺点，就不能不证明殷夫身上闪耀着的高尚的品性与让人敬佩的人格力量。

重新阅读和研究殷夫的诗文，是一个美学层面上的新认知与新评价的关系。首先作为革命诗人，龙华五烈士的殷夫，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是激励向前的，是呐喊战斗的，更是中国真正诗人“忧国忧民”的生命的真诚表达，是诗人本真上的使命所在。但今天我们阅读时，对于作为已成历史作品的文学本身的感受与体悟，即对作品本身准确的把握，就应该既不是停留在因尊重历史，而仅是欣赏与审美的层面上，也不是因历史与政治上的原因，而否认了作品诞生时曾给过社会与人们的社会性影响与作品本身作为历史性产物的意义与作用。审美的阐释，如果疏漏了历史与时代，就会陷入很大的偏颇性中去，所以它也应该是一种新的学术修复。殷夫在他诗文创作中出现的双重角色转换，其实也是历史的，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大家，都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这些不同身份的负载现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面临急剧嬗变的时期中的殷夫身上，是外部环境与文学发展中的处世与入世的问题，也是在文学形式下表证作为诗人的殷夫更深层次上的人格力量与理想才华旨趣的审美追求，是一个复杂层面上的综述体。所以我们今天对殷夫的百年纪念，应当又是另一番新解读新感悟之下的“现象学”，它是冷静的客观的，同时也是考辩的，检验的。是当下的历史的叙述与审美的新判断。

诗人，首先是民族的，是国家的。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殷夫才高八斗，为何要写那些进步的革命鼓动诗，又为什么会狠下心来与培养他帮助他的亲哥哥决裂，写下了《别了哥哥》这样刺戟心灵的诗。说重新认知与评价，就是要去全面看待殷夫的诗，也就不能一味地赞好，以诗人而言，殷夫有好诗，但也有一般甚至流于那个时代的鼓动口号的诗，因为任何过度都会质变，诗人与艺术的关系及与革命的关系，更可让我们作深入探讨。这样去辩证“左翼”文学与作家：文人情趣、理想追求与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既要正视他们入盟“左翼”前的创作，又要分析“左翼”期间多样性的作品，也许才会是全面的。

殷夫诗歌与他的论文中，个性的张扬性与客观上受制于群体的限制性，尤其是诗作中个性的追求（自由与豪情），个性又服从革命的受制性，使他创作的思维，那份成熟的灵感，客观上的受制与无形中的被渗透，使他的诗在诗美的充分张力下未能达至极至，这个矛盾的创作状态，更值得我们今天在新阅读中感悟，然后作出当下的新解读。

殷夫为革命献出22岁年轻的生命，生命与年轻，无悔的奉献与杰作的戛然而止。但他的诗文不但感动同时代的人，同样也感动今天重读它的不同时代的人们，这就要让我们从哲学、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上去再认识，寻找一份更贴近现实的审美价值判断，也可望在这个宽松的环境下作新的确认。因为文本的重新阐释，在于一个新语境下阅读者重新以自己的文化修养结合时代给你一个认识层次上的可供升降的天地空间。考辩永远是二元的。因为真正的诗人所追求的，是诗与诗人的完美统一。这也可能是对殷夫研究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