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1月以来，央视一套在《焦点访谈》连续做了“聚焦手机网络色情”的节目，让我们看到了大量色情网站出没手机网络，其内容泛滥的严重程度难以想象，像一个毒瘤在青少年中传播，侵蚀着他们那极为幼稚、脆弱、好奇的心理，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种行为令人发指，同时我们不得不追问：这些“制造者”们的道德和良知哪里去了？当手机网络色情被全社会痛斥之时，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文艺在此方面又有何作为呢？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创造和谐温暖、健康激情的绿色成长环境，文艺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当代文学出现了欲望化写作：从肉体深处的情欲发泄到精神游戏的细致描写，暴露之直令人惊奇，成为传媒的热点。有的人全曝肉体“光着身子跑在大街上”，以达到视觉的冲击；有的人把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封面设计为几个穿着露光的女子，书名改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性作家打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旗号，反对文学对理想情操道德的表现，张扬所谓人的欲望，把虚构的性经历、性体验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以填补性压抑、性放纵、性空虚，毫无羞色，惊世骇俗，于是被直接地称为“下半身写作”。文学的审美沦为感官上的享乐呻吟，肉体上的无遮裸露。这与现在的手机黄色网站的性质不相上下。
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话”文艺思潮兴起，以大话写作的方式来昭示一种现代处世态度和文学的纯审美价值，目标直指向青少年。《Q版语文》打着让孩子们摆脱现在中学语文近似“思想改造”的痛苦和煎熬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将31篇我们崇尚的语文经典课文彻底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神圣没有了，智慧没有了，权威没有了，规范没有了。大话文艺最大的特点是对经典的改写、戏仿、拼贴，以此颠覆和戏弄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及其深层内蕴：美学价值、道德规范和文化意义。司马光变为弱智，不辨情况搬起大石头就砸缸救出的却是青蛙王子、流氓兔、西瓜太郎；白雪公主爱穿着泳衣去打猎，低能且变态；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摇身一变成了古惑仔等等。大话一代用他们的作品向世人昭示：经典绝不是高高在上让人顶礼膜拜的神圣范本，完全可以给我们带来“冒犯和颠覆的快感”，所以，一切神圣和权威都可以被颠覆和嘲弄。这些创作也得到了理论界的支持，有不少人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予开拓，认为其轻松调侃的方式有助于当代人缓解生活压力与心理压力，给强负荷中的中学生一种轻松的读物，从而排遣心中的疲劳、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欢乐，同时也满足了学生内心深处的潜在的叛逆心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影视界流行暴力创作，一味地追求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强化感官尤其是视觉的冲击力，把暴力和血腥的东西变成纯粹的形式快感，用影视特有的镜头或者场景来营造一种令人刺激、难受以至恐怖的效果，夸张刺激地表现枪弹的穿梭、刀剑的砍刺、鲜血的喷射，而且还赋予了“暴力美学”的佳词大肆称赞。我国一些大片《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把中国的“暴力美学”发展到了极致。《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皇帝和皇后之间、皇子之间、皇后与太子之间等的仇恨对杀，完全是权利、阴谋、欲望和占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没有善与恶之分，没有亲情和友情，模糊了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的标准。
再往前推，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玩文学”之风出现。玩文学重在玩：玩理想、玩崇高、玩神圣、玩知识。把理想看成是虚伪，把崇高看成是强权，把神圣看成是游戏，把知识看成是说教，所以发出“躲避崇高”、“逃离神圣”、“蔑视知识”的调侃声。而实践的最好方法就是亵渎，把所谓的“理想、崇高和神圣”弄得滑稽可笑，一钱不值。
近年来，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开端开启了利用网络视频恶搞的时代，通过戏仿，利用各种媒介，借用广告、影视中的画面和语言，利用非线编视频软件、音频编辑软件等进行画面编辑和配音，产生恶搞作品，其中不免有暴力色情、淡化神圣的因素。尤其是戏仿2009年春节晚会的小品《不差钱》，产生了《林家小妹方言版》《丫蛋她姥爷去世之谜》《赵本山收购兔首》和《赵本山收购黄岩岛》四个“不差钱”搞笑视频。其中把法国拍卖圆明园兔首鼠首这种关系到民族尊严的严肃事件作为一种笑料和情趣，什么“锤子一抬一落兔首没了，锤子再一抬一落鼠首没了”。瞬间的快慰，单纯的消遣，带来的是一种盲乐，平庸，弱化，尤其是对神圣的无视。
艺术良知是一个艺术家所具有的基本道德规范，是高尚的审美理想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一种艺术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更是一种高尚情操的体现。恰当地处理文学与道德关系的基础是作家艺术家必须自己追求高尚的道德品格和不断追求艺术良知的境界，从而在创作中能高品质地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中国的大片导演现在缺少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票房，而是良知。在中国文化市场，暴力从来就没有遭到过任何谴责和扼制，任影视导演大肆想象，艺术品只管感动观众，观众出钱寻求刺激，就提供给刺激，至于看完电影怎么想和做什么，从不关心或根本不必追问，孩子们过早地接受暴力的洗礼，模仿挑斗，成了现实社会中暴力行为的诱因和催发剂。艺术家对于艺术的教化作用熟视无睹，艺术道德底线的瓦解和良知的淡化已经不是危言耸听的夸张，已沦为一个可怕的事实。它警示我们：中国艺术、全社会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认真遏制这种暴力风潮的时刻。
青少年正处于成长期，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等需要良好的引导。高尔基说：“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一个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于自己创造力的信心。”（《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高品位的艺术精品应当是真善美的结晶，文艺创作必将把人们引导到美好的人生理想上来，引导到对生命的讴歌上来，引导到趋向至善的追求上来，让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在鉴赏中被那些积极进取、乐观向上、自尊自爱、互敬互让的高尚灵魂深深地感动。文艺工作者应始终清醒地保持和提升艺术良知，以一个真善美的和谐理念与视角发掘生活，调节善恶冲突，使正义、善良、坚韧等美德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而不是情欲与仇恨，颓废与漠然，调侃与恶搞，空虚与戏谑。
艺术良知不是天生的，而是艺术家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培育而成的。真正投入到生活之中，才能体验民生疾苦，享受民间欢乐，发现人间不平；才能体验心灵世界，感受生命平凡，区分生活善恶等等。只有这样，在生活的土壤中生发的艺术良知才是真诚的、敏锐的、坚定而富有勇气的。我们还是来聆听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