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故乡临沂市电视台，对我做了一个专题采访。我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停了写作。写作65年，除了‘文革’有些空白，都时时有收获。虽然从来没有过专业创作，但并不比一些专业作家写的少。”那次专访不久，我去故乡地区参加“诸葛亮文化节”，乘机登了一次孟良崮，看了常山庄影视基地并去故乡村庄走了一趟，回来便写了《村官三叔的畅想》《六登孟良崮》等文。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被选为省文联领导人，主持总体工作。那时，文联刚走出“文革”阴影不久。我订了几条：“从容地开展各项工作，妥善地解决各种问题，不搞人为的紧张，不搞无效劳动，火车只要在轨道上跑，慢也快。”还要求自己做“开拓型、开明型、实干型”的干部。有些人在担任领导工作后，顾不上写作，以至多年以后，人们不知道他还曾经写过东西。写作停久了，想再写，手却变生了。

我用的是“结合”法，不是常说的那种“打场不拉耩子”。带作者下乡，别人写，我也写。一次聊城行，与别人合写报告文学，自己也写诗30余首。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的《鲁西翻身诗》，即那次所写。一次胶东行，一次沂蒙山行，各都写诗几十首。那年访奥、德一月多，每次外出，我都坐司机旁边的座位，以利于看景与思考，想好了诗，回住处很快写出。那一月多，就写了七八十首，回来后又写了十余万字的散文。

我说过“写小说的要蹲，写诗的要跑”，以强调“跑”对写诗的重要。一次兰州开会，顺道转了大西北，重点看了延安，然后，径直去北京住一段，几十首诗写出; 一次宜昌开会，会后乘船游长江三千里，去南京，住老乡处，几十首诗写出；一次西安开会，顺跑大西南，云南大理开会，再跑大西南，然后住上海写一气; 一次海南开会，回返时访广州、深圳，然后经上海住一段，又几十首诗写出。在省内，常常是转一圈，去故乡或去青岛写。一次去邹县看孟庙，到平邑爬蒙山，再到日照看百年大桂，最后在青岛写。

工作中一些业务性的讲话或发言，整理出来，便是文章。那些年，一些理论性文章，就是这样写的。一次在剧协会上谈了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重要的是认识文艺工作的特点”，写成后，被《文艺报》作重点文章发出。把工作中的讲话、发言变成写文章，这也是一种“结合”。日常工作，每天要做什么，记在本子上，有的分流让别人去做，有的几样事做完，各屋转一圈交待妥。干事情，不图摆谱，求实效。节省了时间，是自己的，同时也是大家的。工作这事，如同干庄稼活儿，只要拉开趟子，分清轻重缓急，有章有法，并不整天忙得团团转。有的领导干部，安排完了工作，能把办公室门关上读书。有一位同事，在我后一届领导班子中，坐班时挤时间写短东西与积累素材，退休以后花四年写出一部50余万字的长篇，写得结结实实，很有水平。

在下面跑，我怕顿顿是“饭局”; 在外面跑累了，回家怕正有客人等候; 一件稿正写着，怕各种干扰不止; 怕有无事人来闲聊磨牙，磨到晚上九点，看看表，“你该休息了”，这种闲聊，无益还累人。本来打谱要做的什么，只有拖延。待有了时间，不巧，又遇上干扰，以至有时打几天谱的事做不了，真如俗话所说：“晚上想一千条路，早上起来，还得卖豆腐。”人生时间有限，若一直被动下去，也就被动下去了。而硬争分夺秒地干点事，也就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