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耳畔频闻故友去，眼前但见新人来”，是我的生活写照。年长我一些的故友，一个一个地离去，给我带来的是悲凉和孤独。最令我难以适应的，是韩国高丽大学教授许世旭的永别。前几个月他给我以快递的方式寄来1000元人民币，祝贺我的70岁生日。后来他又来电话，问收到钱没有，并且说，“现在轮到你了”。所谓“轮到”，是几年前他过70岁生日的时候，正好在我们新诗研究所。我们为他举行了烛光晚会，每位研究生都为他做了一只纸鹤，上面写了祝福的话，装满一个玻璃罐。第二天，他对我说，他回到外宾楼，读了那些文字，特别感动。谁知，他竟突然与世长辞了。今年7月初我应邀访问泰国。主人设宴。席间，说到许世旭。我说：“我们约好，今年下半年，他将第四次来新诗研究所讲学，我已经告诉学生了。”台湾的林焕彰先生惊愕地问我：“你还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吗？7月1日。台湾《联合报》已经出专版了。”天哪，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这怎么可能？好端端的许世旭！

我和许世旭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7年10月11日。我正在北京参加鲁迅文学奖评奖会，其间受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韩诗人大会。邀请方特别说明：“你的好朋友许世旭要来。”听说许世旭要来，我当然就愿意去了。许世旭一进场，到处都有人在和他打招呼，因为他是为大家所熟悉和敬重的韩国著名学者。但是，一如既往，他的眼光四处寻觅：“老板呢，我的老板呢？”然后和我拥抱。诗人纪鹏在大连曾经好奇地问我：“他怎么叫你老板？”我卖关子说：“我就是他的老板哟。”

许世旭隔一段时间就会给我打来电话聊天，总是高兴地说：“哈哈，我又听到你的笑声了。”好朋友嘛，无所不聊。谈诗，谈人，他还不时问他喜欢的陆正兰博士，问当年听过他课的江弱水、北塔等“四大酒鬼”。他的诗歌观念和我们新诗所完全一样，用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来说，就是“中国诗人，必须中国”。当然，也要借鉴外国诗歌，但是要进行本土化处理。所以在电话里，谈到中国诗坛现状时，他老要问：“这个人是不是我们的人？”真是知己啊！我太太姓李，常去美国看望儿子。有一次，许世旭来电话，是我太太接的。她一下子就听出是许世旭的声音，说：“许先生吧？我叫吕进来接。”我接电话后，他问：“刚才是‘李在美’接的电话吗？”我很愕然：“你说谁呀？”他哈哈大笑，说：“姓李，常在美国，不叫李在美吗？”这话把我也惹得大笑。

我第一次邀请许世旭来新诗所讲学，是1991年。他到校的时候，我正在成都参加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一直到四天以后回校才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许世旭是从成都来的，闹了一个尴尬的笑话。当时坐火车，外国人的票价要高得多。他想替新诗所节约经费，于是凭着流畅的汉语，买了中国人的票。在软卧车厢，他和其他三位旅客交谈，自称台湾人。好在他的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台湾拿的，所以谈起台湾来，十分熟悉。他不知道，中国的软卧车厢，开车后，服务员是要来查身份证的。于是他的“老外”身份败露，同车厢的那三人的眼光齐刷刷地射向他，那情景真是可以借用台湾人爱说的一个词：“情何以堪”。

许世旭的汉语倍儿棒，可以用汉语写作，口语更是不成问题。有次我故意为难他，说：“重庆有一首顺口溜，说的是各所大学的特点，你听得懂吗？”他说：“这有何难？”我就开始考他。“重大的牌子”——“重大出名嘛”；“西师的园子”——“校园漂亮嘛”；“川外的妹子”——“川外的女学生漂亮嘛”。我看怎么也难不倒他，就加大难度：“大家开玩笑说，有一所艺术学院出二流子。”这下他傻眼了：“二流子，什么意思？”于是我大摆其迷魂阵：“二流子就是三流子的哥哥、大流子的弟弟呀。”这下，这位中国通被考住了。

2002年，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在首尔的延世大学举办“两岸中国文学50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学术讨论会。会后，许世旭和太太陪我去首尔最热闹的街道玩，请我吃石锅饭。许太太不会汉语。我到首尔机场时，发现没人接我，很着急，于是给许家打电话，正是他太太接的。我不知道她不懂汉语，听见她用汉语说“你好”，心里一阵高兴，就说没人接我，得找个人来。说到一半，只听她用汉语说“再见”，弄得我一头雾水。原来，首尔机场是两个出口，接我的人在另一个出口，也急得不得了，他们打的欢迎横幅有半人高呢。后来我问许世旭，他太太怎么回事。他笑得前仰后合，说，她听不懂汉语，只会说这两句汉语啊。我也笑起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老去。其实，人到老年，只要健康，完全可以迎来人生的又一个黄金期。老人洞察人情世事，思维敏锐、经验丰富；而且，除了希望健康，没有其他欲望，正是“无欲则刚”。但是一代一代总是要过去的。“眼前但见新人来”，未来是新的。只是，期待“新人”能把我们这一代的发光的东西，比如许世旭先生身上的正直、坦荡、博学、重友情，承传下去，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