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先生是我所剩无多的一位老大哥、老朋友。我们俩一见面，可以说推心置腹，无话不谈。2008年春，应邀聚餐，先生还劝我说：“人生最最可贵的是问心无愧，哭着来，笑着回。”正是由于常怀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先生直至最近，仍笔耕不辍。因此，当一听到广播里的噩耗，真是晴天霹雳。

黄宗江先生不仅文化程度高，人缘好，而且经历和建树也很突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上台演戏，编写剧本，而且先后扶掖了不少后辈。例如，知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的出山就是一个实例。此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对我国电影事业发展的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只要一提《柳堡的故事》和《农奴》，无不同声称赞。

我有幸结识这位杰出话剧、电影艺术家，全赖1945年冬电影《清宫秘史》的编导姚克先生的推荐。姚克先生的英语很好，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开始把曹禺的成名作《雷雨》译成英文。不久，因向国外介绍我国昆曲的发展历史和研究李贺的诗选，他经常登门向族公胡吉宣（1895-1984，著名训古学家）讨教。抗日胜利后，我考入上海美基洋行做练习生，颇想尽早学好英语，实现乃翁要把灿烂中华文化弘扬出去的宏愿。为了使我早日成才，族公拜托姚克先生辅导我学好英语。记得，那天出门后，他便立即带我到美国新闻处，送我两本由那里馈赠的英文书《战地钟声》和《法兰克林传》。自那时起，我常到一家影坛人士云集的咖啡馆去向他请教。在那儿，我结识了宗江大哥。他当时正组班搞话剧，曾送票请我到金城大戏院去看演出。

改革开放初期，我转入《中国文学》英文版工作。英籍专家白霞跟他很熟。有一天，她得悉我认识黄宗江，就派我去他家送材料。那天，正好孙道临也在那里，我们久别重逢，谈得非常欢畅。从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交往。他曾请我观赏他根据美国剧作家奥涅尔改编的剧本等等。然而，由于各自都很繁忙，接触尚不太多。

2008年春，英籍专家白霞随丈夫（曾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来京讲学。自那时起，她经常宴请以往的同事和好友，我们见面畅谈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由于宗江大哥见多识广，每次见面，大家都会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他呢，也总是有求必应，滔滔不绝。例如，有人不知重庆“二流堂”的典故，他竟能从“唐瑜”是何许人，一直讲解到郭沫若说：“延安1942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你们这些人（指吴祖光等许多进步文化人）活像二流子，就称作二流堂吧。”讲得十分到家。又如，有人打听表演艺术家金山的趣闻，他也会从重庆上演郭沫若的话剧《屈原》，讲到他和张瑞芳的婚恋，甚至还讲述后来的各种经历，真是活灵活现。再如，有人问他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生平，他也同样讲得有声有色，十分感人。他总是有问必答，能不夸他是话剧、电影界的一部活词典吗？

2006年春，我应邀撰写一篇纪念姚克的文章，没等我开口，他就主动向我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文章发表以后，他还向我讲解了许多有关的回忆。有一次，他说：全国解放后去姚克家拜访，此时他们俩已离婚，男的去了香港；女的一人在家。当时，碰巧宗江大哥多天没刮胡子，结果，还是上官云珠寻找出姚克留下的一把剃须刀，才让他刮了胡子。他一边讲，一边笑，真是有声有色，犹如昨日一般。

到了晚年，尽管早已硕果累累、德高望重，但不论对同辈或小辈，宗江大哥依然热情、周到，有求必应。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好心总有好报。”走得那么快，不正是他自己所推崇的“哭着来，笑着回”吗？如今，宗江大哥，你既乘鹤西归，此时此刻，想必已与尊夫人及那些好友们欢聚一堂了吧。祝愿你们永远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