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越来越复杂化了，这种“复杂化”被某些评论家激赏为“先锋实验”和“开掘人性深度”。的确，此时的中国文学在西方后现代思潮和本土市场化与消费主义的双重浸润下，显示了与此前文学截然不同的风貌。然而令人尴尬是，恰恰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当代文学遭到了人们普遍的冷遇。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我觉得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所谓的“复杂化”让人生厌！
“复杂化”首先发端于形式的实验。起因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作家对西方后现代文学、特别是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的集体膜拜。可西方语境中的后现代并非只是文化嬉皮和艺术造反，尽管它表征为零散化、碎片拼贴、叙事迷宫、互文、非连续性、反体裁等形式游戏，但其深层却是对现代性——启蒙和理性的深刻怀疑。它在貌似游戏、解构和无深度中有一种严肃的、冷静的、深切的文化诉求。后现代到了中国就有些南橘北枳了，首先是它的无的放矢，它需要解构什么？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启蒙运动，更缺少强烈的理性传统，如果我们有西方那样严密求实的科学和理性传统，还可能发生“文革”那样的现代迷狂吗？缺少文化支持和现实针对性的后现代在中国只能被泡沫化和形式化，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西方后现代文学只是给它们提供了技术移植的范本。
当然，技术的移植也是必要的，相对于近代以来定于一尊的写实主义，梦幻、直觉、反讽、互文、戏仿、拼贴等等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因此，80年代实验小说的早期探索者还有一种形式革命的激情，然而到了后来，当先锋文学成为时尚以后，革命的激情已经耗尽，剩下的只是炫技的快感了。
作家的创造力是不是仅仅表现在叙述花招上？这在先锋派作家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既以此唬人，也以此自慰。中国的所谓先锋派作家有“创造力”吗？他们所有叙述花招都不过是对别人的模仿，差别只在于临摹得逼真与拙劣而已。这也就是我们在读他们的作品时总有似曾相识之感的原因：不是想起哪个外国小说，就是想起哪部外国电影。一些中国的先锋派作家听到某些国外评论或报道称他们为“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时喜不自禁，难道他们真的咂摸不出来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吗？
如果把先锋文学所谓文体实验的皇帝新衣给撕破了，那么这种既没有思想深度又没有任何原创性的形式“复杂化”有什么必要吗？
相对于形式的“复杂化”，人物形象的“复杂化”更有魅惑性，值得我们认真辨析。这种理论的提出首先要归功于上世纪80年代思想界关于“人性论”的大讨论。那场讨论破除了将人性等于阶级性的简单哲学观和高调伦理观，对于解放思想，全面认识人的本质，尊重人的情感、欲望和感性生命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登陆做了最初的理论铺垫。可是随着理论上的矫枉过正，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获得合法性并急剧膨胀，随着传统道德的土崩瓦解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普遍失效，随着利润法则的大行其道和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人性论就被推到另一个极端了：人性只能是欲望和私利的化身。在这样的理论逻辑下，任何关于理想、道德、操守、良心等等的谈论不但是虚伪的、可笑的，而且是可疑的，别有用心的。任何恶行都可以在人性中找到谅解的理由，任何善举的背后都包藏着私利谋算。
这样的认识其实并不新鲜，它还没有超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然而西方的人本主义一方面解放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节制人的欲望，他们提倡理性，再加上基督教伦理以及在市场博弈中形成的制度规范，人性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可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人性论实际上成了纵欲主义的号角，我们缺乏理性传统，又没有宗教的节制，传统道德早就在从五四开始的不断的文化批判中弱不禁风了，市场经济就是在这样的道德真空中登陆并且呼风唤雨的，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目共睹。
在文学创作实践上与人性论相呼应是中国作家发现了英国作家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的“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提法。人物性格应该是“二重组合”甚至多重组合，也就是说，以前那种“高大全”式的人物是“扁平人物”，应该坚决摈弃，只有写性格复杂的人物，才是“圆形人物”，所谓性格复杂，就是性格多面，性格分裂；就是要拷问出任何善举背后的私利图谋，就是要分析出任何恶行在文化、环境、人性上的可理解性；就是解构和嘲弄一切理想和道义，就是要把肉体、下半身张扬到极致。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逐渐变得多义、朦胧、晦涩、灰色，在新写实主义的笔下，为了生存，一切手段（包括阴谋和陷害）都可以被认同，“零度写作”的叙事策略使作家的道德评价被悬置了，我们很难把握人物形象所标举的精神取向；90年代之后，在消费主义和被曲解了的后现代主义鼓动下，小说中的人物完全欲望化和肉身化了，如果说“零度写作”还只是作家道义评价缺席的话，那么到了“下半身”以及“欲望化写作”，就完全是反道德了，乱性、吸毒、欺诈、告密、设局、嫌贫爱富、趋炎附势……这些都被视为时尚和英雄行为。
的确，这个时候的文学形象丰富了，多样了，难以进行简单的评价和分类了；然而我们同时的感受是，文学里充满了阴谋、恶毒、盘算、颓废、色情，无法给人一丝亮色和暖意。这样的作品读多了，除了让我们对当下的生活、对我们自身彻底绝望之外，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当这样的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霸权的时候，哪怕是出于心理保健和阅读平衡的需要，我们是否应该提出相反的要求，文学能否单纯些？
要使文学单纯化，从精神层面就应当恢复文学的理想主义情怀。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退化让人忧心，促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很多，文学的非道德化、犬儒化难逃其咎。文学中充斥着为了财富不择手段的人、为了享乐不顾廉耻的人，而这样的人恰恰被认为是“真实”的人。在某些作家看来，现实本来就是这样的，难道我这样写错了吗？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作品与现实的恶质化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
我们今天应该斩断这种恶性循环之链，恢复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提到“理想主义”，马上就有人反感，认为又是要搞造神运动，又要“高大全”。其实这是把理想主义妖魔化的结果，如果不是思维的幼稚，那就是有意的歪曲。理想主义并不必然地导致极权与专制，只有当它被简单化为某种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被体制的力量强制推行的时候，它才成为灾难的成因。当我们在泼掉简单化体制化了的“理想主义”脏水的同时，是否连“理想”这个婴儿也倒掉了呢？理想主义在本质上是自由和自发的，是我们每个人基于现实缺憾而生发的对理想境界的虚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时时都有理想主义的辉映，政治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生态的理想主义、审美的理想主义等等，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镜鉴，我们就失去了修正现实奋然前行的力量。文学艺术从来就是表达理想主义的一种媒介，中外文学给我们塑造的理想楷模和描绘的理想境界不胜枚举。在今天这样极端实利和纵欲的时代，文学更应该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而不应仅仅满足于对现实的逼真摹写，更不应该成为恶俗行为的催化剂。
在这个时候彰显文学的理想主义，最应该做的就是从文学的人物塑造入手，给读者提供一批闪耀着道德光辉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很单纯，他正直、刚强、嫉恶如仇、勇于承担、重亲情、讲义气等等；总之，他没有那么多的谋算、没有那么深的城府、没有那么强烈的声色欲望。这样的人物让我们想起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辛格《傻瓜吉姆佩尔》中的吉姆佩尔、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你可以说这种人物有类型化的嫌疑，的确也难逃扁平化的指责，但在读者已经被文学“复杂化”弄烦了的时候，在现实中的人已经复杂到让大家感到恐惧的时候，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有审美的新鲜感，而且还有现实的救弊作用。
这样单纯得近乎透明的人物确实是理想主义的，却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鲁迅早就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是一个近乎悲观的现实批判者，他尚且对我们民族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我们怎么能够说生活中连持节守正、言行如一、诚信忠厚的人都找不到了呢？极端人性论者认为人的任何行为都发之于私利，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这样的思维貌似深刻，其实简单到跟“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一模一样，当年是把人性简单等同于神性，今天是把人性简单等同于兽性，当年不允许人有一丝私心，现在是不允许人有一丝公心。就像当年无论怎么折腾也不可能把人出自维持自我生存本能的私心完全剪灭一样，现在无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极端人性论者怎么鼓动，出自人们维护民族国家、社群家庭等集体生活的本能要求，人们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公心。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堪称理想人格的人，他们勇敢、仗义、执著，为了公义公利不撞南墙不回头，其内心单纯得近乎可爱，尽管为数寥寥，却是我们理想主义文学的源泉；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虽然做不到像他们那样始终如一的决绝和澄明，但并不排除在某些情景中偶发的挺身而出、舍己为人、秉公行义，而这样言行背后的动机也是非常单纯的，甚至没有动机的驱使其行为已经完成了，难道这时还要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挖掘“内在的、深刻的”私利欲念吗？
然而单纯不等于简单，单纯在形式上比所谓“复杂化”更考验作家的艺术创造性。文体上的平白更需要技巧，不卖弄，去雕饰，还要吸引人，非大手笔不可无。把所有的技巧化为无技巧，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方为至境。文学大师都能化绚烂为淡泊，自然朴素而又境界全出，鲁迅为什么那么推崇“白描”，道理即在于此。只有末流作家才笨拙地玩弄形式花招，这既表现了他们对艺术真谛的隔膜，也暴露其创作自信心的缺乏。至于人物性格，只有单纯才能鲜明，鲜明的性格需要情节的持续印证，而价值取向同一的情节重复出现却不能有雷同感，这需要丰富的创作经验和高度的表现技巧，想想孙悟空、关羽、李逵和堂·吉诃德，他们能够千古流传，实在不是一句“类型化”和“扁平化”可以打发的。再看看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他们最擅长的是文学的“行为艺术”， 名气混得很大，可大家根本不知道他们都写了什么作品，更遑论塑造了什么人物，哪怕是“类型化”和“扁平化”的人物也行！
在这里我们还要纠正一种谬见，即 “复杂化”就等于“深刻”。其实作品意蕴的深刻与人物性格的复杂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人物性格分裂、悖离到没有一种确定性可以把握，如果作者为了所谓“人性的全面”而放弃对人物言行的主体评价，这样的人物复杂倒是复杂了，可是同时也怪异和晦涩到了令人无法索解的地步，谈何深刻？再者，若干年来，这种“X重组合”、好坏参半、人兽同体之类的“复杂”人物也完全模式化了，读者一接触就似曾相识，马上就明白了其意指何为，作者貌似深刻其实浅薄了。
相反，如果人物和情节都走向单纯，形式质朴，那么这样的文学倒可能近乎寓言了，有着深邃的意境和广阔的象征——这是神话的写作模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欧·亨利的《最后一片落叶》、沈从文的《边城》等就是这样的经典，它们永远触发着我们对自然、人生、命运的沉思和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