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曾概括胡适一生学术走向为“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那里面的“真”和“俗”，颇有些虚悬抽象，今日的文史教授，乍看或也不一定识其就里。但对过去一般读书人而言，这大约就是常用语。如傅斯年引用过的“凡眼观真，无真不凡；真眼观凡，无凡不真”，便是类似的表达。

如今胡适成了北方老百姓所谓的“香饽饽”，似乎谁都可以说几句。而胡适的形象，也就因此而丰富，而多元，进而多歧，直至难以辨识。例如，谁都知道胡适好名，也曾暴得大名，持久不衰。但在今日一些研究里，胡适与人争名，已到老幼不让的程度。不仅与年龄大的人争，甚至与自己的学生争。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点“凡眼观真”的意味。以今人之心度昔人之腹，便无昔不今；更多展现的，或是研究者所处时代的集体心态。

胡适在1927年曾致函其美国女友韦莲司，坦承其几年前在天津忽生强烈的孤寂之感。他感叹道：“你也许不能全然了解，生活和工作在一个没有高手也没有对手的社会里……是如何的危险！每一个人，包括你的敌人，都盲目的崇拜你。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有人启发你。胜败必须一人承担！”

这大约才是胡适内心世界的坦露。正因其如此孤独，才更有“慎独”的需要。人知自尊，然后有所为有所不为。胡适能暴得大名，与他自觉的持续努力相关。其名声能长期维持，更因他能坚持自己所说的“爱惜羽毛”，同时还有一些像傅斯年那样的诤友，可以警告他外在的尊崇可能是影响将来大成的“魔障”。

钱穆曾说：“治史贵能平心持论；深文周纳，于古人无所伤，而于当世学术人心，则流弊实大。”能否做到“平心持论”是一事，从努力想要“平心持论”到养成尽量“平心持论”的思维习惯，则不仅于史学有益，且有益于人生，此又史学对社会对人生之贡献也。

摘自《南方周末》11月4日 罗志田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