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大诗人屈原在《湘夫人》一诗中，描绘了一幅湘君与夫人互相追求却终于不遇的苦恋场景：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清秋的景色，映现的是一个美妙而略带轻愁的意境，弥漫着湘君久候夫人不来所勾起的怅惘。这是一曲韵味隽永、语带伤感的恋歌，常为后人所咏叹、称道。

然而如果将《湘夫人》仅仅理解为一首爱情诗则又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后来研究者常常指出的那样，屈原的诗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草木、鱼虫、鸟兽和风云雷电都赋予了生命。寄情于物，托物以讽，形成了屈原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以驾车比治理国家，以规矩绳墨比国家法度，以婚约比君臣遇合，以香草比高洁，以美人比理想……众多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得《离骚》《九歌》等篇显得意蕴饱满、形象生动，散发着持久的艺术韵味。

屈原以降，诸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诗篇，以及后来诸多的咏史、咏怀和感遇之作，都采用比兴手法，明显受到屈原艺术技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香草”、“美人”已不仅是一个实指的具体事物，而是承载起了更多的诗歌信息与艺术密码。由此，也使中国的诗歌欣赏带有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特点。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与陈毅等人探讨自“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成就时，认为大都味同嚼蜡，“迄无成功”，而其主要病根在于忽视比兴，流于俗白。他的观点尽管有些片面，然而对“忽视比兴”的认识可谓是说中了要害。

屈原、毛泽东都受到了古代楚文化的熏陶。古代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时，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而古代楚辞，也大都文辞繁丽，内涵复杂，情感丰富，多用比兴。而在诗词创作中，屈原的瑰丽纵恣和毛泽东的雄浑磅礴，总体上不同于北方文人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

《如歌的岁月》收录了作者自2003年以来的二百余首作品。这7年正是南杉先生筚路蓝缕、开荒拓地的奋斗岁月。表现到文艺作品中，似乎留下的应该都是跃马扬鞭、沙场征战、疆场厮杀的壮丽画面，然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也有少许儿女情长、卿卿我我、旧愁新恨的缠绵景象。“朝朝暮暮泪柔弱，粉黛佳人胭脂潜”（《梅雨》），“幸有美人怜吾病，执手相守成白翁”（《世纪公园夜游》），“谁家女子窗前望，孤灯映影愁煞人”（《夜归》）……

这里的“佳人”、“美人”、“女子”等应该如何理解呢？

显然她们俱不是实指，而应理解为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与执著的信念。在诗人的现代体诗歌中，“爱情已被撕裂/在你海啸般的怒吼中/瑟瑟发抖……”(《爱情迷途》)，读者自也不应拘泥于爱情的本意，而是应想起股市的潮涨潮落和全球的金融海啸。而“望着那静静的河/和沉默的山/不知我心爱的人儿/你在何方……”（《淡淡的哀愁》），读者联想到的，就应该是诗人在创业途中的坚持与求索了。

“比兴”比起直白的语言表述，它更富有张力，富有意境，富有艺术感。南杉先生自谦不是专业诗人，有的只是“个性化”的自我抒写。然而，在这“个性化”中，他竟不自觉地浸染了楚湘文化的影响，并接续了我国古代诗词中香草美人、托物取譬的优秀传统。

而这，正应该是人们阅读《如歌的岁月》的一把钥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