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正好看到的是分崩离析的乡村，感受到的是人们分崩离析的内心世界，我把他们写下来了。我相信，还有许多有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也感受到了底层的疼痛和忧伤，也纷纷写出来了，这便是底层文学、民生文学的盛行。我的小说大概算是底层小说、民生小说。

底层和民生是很大的一个筐，很多东西都能装进去。底层的范围太大了，不只是农村，还包括城市，不仅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还有出卖智力的。民生问题也是太大了，甚至包括作家的写作，也是一种民生问题。但有些所谓的底层叙述是隔着靴的，隔着心的。我与真正的农民、农民工也是隔着层的，但我的弟兄姐妹、我的亲戚朋友、我的父母乡亲都是农民、农民工，我在书写他们的时候，内心有疼痛和忧伤，这也许是我的小说的特别之处。

写底层也好，高层也罢，作家都应该有责任和追求。关于作家的责任和追求，我的理解是要脚下有地，头上有天，眼中有人。要坚守一块地，这块地可以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土壤，也可以是自己营造的一块文化土壤，坚守下去，挖掘下去，才会有所收获。要信仰一片天，这个信仰可以是实体宗教，也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或者一个什么主义，反正得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贯穿始终的思想，有人类共有的精神观照的思想。要关注一群人，文学不全是人学，但关注人却是必须的，关注点可以向外，对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不一定要很大。也可以向内，对个人、自我。这种关注如果是真切的、有责任、有良知的，不管向内，还是向外，都是有价值的。

我有一篇小说叫《换水》，不算是我最看重的小说，但它是我含着眼泪写出来的。小说发表、被选载后，许多读者都打电话说，他们读的时候也流泪了，我听到后还是很高兴。现在人的眼泪少了，能让人流眼泪的作品也少了。我一直不敢奢望通过一个短篇提供多少社会思考，也不敢奢望用小说来教育人。我只想用小说文本，在日渐麻木的人心上挠一下，让人产生稍许的感动和思索。看来这篇小说的目的是达到了。

很多评论家在谈到我的小说时，都用沉郁、悲悯、忧伤等一些词语，这可能是我的小说显示出来的基本风貌。但在我的内心，还是想给我写的人物一些活下去的勇气、温暖和希望的。我所写的人物遭遇都有些惨淡，都处在人生困境中，但每个人都是哀而不怨的，都没有抱怨命运、抱怨他人，都是在自我苛责，在为他人着想中找到活下去的力量。我不是刻意这样写的，是自然流露的，这也许是回族文化中苏菲精神的东西。就我个人来说，因为信奉伊斯兰教，不可能进行太深层的人性扣问，因此，我的作品会是传统的、保守的，向外，必须爱他人，批判的精神会相对较弱；向内，注重道德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作品会有一些悲悯的情怀。

写作虽然是作家个人的事，但我觉得作家不能自私地写作。文学得守住人类精神的底线，作家得有些社会责任感。不替百姓说话，百姓就不会看你的小说。有些人说，作品是写给自己的，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作品还是面对读者的，所以，读者的评价我很在乎，我的小说《狗村长》获得《小说选刊》“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那是我最高兴的一次获奖。

不仅对人如此，作家对待语言，也要像农民对待土地、士兵对待武器一样，要热爱、要尊重、要敬畏。我们似乎正在失去对道德伦理的敬畏，失去对语言文字的敬畏，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戏说、恶搞、暴力、色情、乱伦等，这是危险的。我觉得，作家要有最基本的良知，写出来的东西如果能够让父母子女阅读，才能让读者阅读。我是少数民族，但用汉语写作，我敬重、敬畏汉语，我的作品中起码没有肮脏的文字。

因为是回族，我就拥有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背景，这是优势，可能会存在一些异质的、新鲜的东西；也是劣势，好像同时戴着两副镣铐，更加不自由。但我觉得，任何一位作家和他的写作，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文化和地域属性而单独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全自在、自主、自由、自为的作家是不存在的。中国作家如此，外国作家也不例外。前一个阶段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希腊，又参加了一个中法作家交流活动，感觉外国作家同样存在着许多局限，同样存在许多不自由。而外在的不自由和内心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所谓的文学，我们每个作家都是在二者之间探寻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