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曼莉《山中日记》

同处寂静的生命体验

梅特林克说过：“我与你相知未深，因为我不曾与你同处寂静之中。”诗人对于自我与他者之关系的深刻观察，可堪玩味。在陌生人之间，心灵的巨大空白地带，需要我们不停地靠话语去填补，才能避免无话可说的尴尬；反之，心有灵犀的老友之间，似乎无需太多的言语，在寂静之中，更能感受那份靠时间岁月积累沉淀的默契。用梅特林克这句话来归纳崔曼莉小说《山中日记》（《作家》2010年第8期）的题旨，大约也是恰当的。

小说写一名中国女子在奥地利结下的一段异国友情。曾征服过大山、被当地人视为英雄和偶像的汉顿先生已进入人生暮年，离群索居，拒绝与外界交往，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子却轻易地叩开了他的大门，受其接纳。在两人之间存在着种族、语言、文化、年龄、性别的巨大沟壑，任何深入的交流沟通看起来都不容易发生，然而仅有的两次对面交谈却使两人默契如一对老友。事实上，两人的交谈断断续续，不时地沉默，在话语尽头静默相对。然而，共处寂静之中，彼此感受到的不是尴尬，而是一种享受——“再也找不到能这样坐在一起的朋友了：什么也不用说，什么都不用做。我们都是躲起来的人。”

作品似乎还传达出作者对于生命孤独本质的思考。对于孤独的体认，使两个素昧平生的人惺惺相惜。“山”的意象，或许就象征着远离人群的孤绝。在汉顿老人离群索居的一生中，67岁时的一段短暂的婚姻倒像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他的一生只与山为伍。而“我”的生命愿望则是在山中的小庙悄然度过一生。汉顿老人最终也没有回答的问题“您为什么不和外界交往呢？”似乎携带着某些不解的个人隐秘，然而，答案或许是不重要的，因为“我”已然从这个他者的生命流转中观照到了自我的生命，那是一如哲人们所说的：生命的本质是孤独。

文珍《画图记，或动物园的故事》

因幻灭而生的疼痛

“80”后女作家文珍的中篇《画图记，或动物园的故事》（《大家》2010年第4期）意在描摹赋形一类都市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游走于一对看似性情迥异的表姐妹之间，那位风流倜傥、放浪形骸、却自以为还在内心深埋着“传统”的男主人公，使人不由联想起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当然，还有张爱玲的那句名言，一个男人生命中至少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张爱玲的嘲讽直指男性的“集体无意识”，从民国初年到21世纪的新社会，《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却还在不断上演。时空流转，舞台变换，民国初年的男女们还必须面对传统道德的压力，而在文珍笔下，新时代的男女们轻装上阵，变换情人一如变换光鲜的时装，外在的道德压力日益稀薄之后，个人只需要面对内心，所实践的是自我的情感伦理。

情场老手宋伟侨以其自身的优越条件，对女人所向披靡，在两性关系方面，他理想的状态是办公室暧昧加酒吧一夜情，“一夜之后，各奔东西，对男人没要求更没压迫感”。这样的性爱心理，放到今天的都市社会，已经不见得有多么无耻。倒是同时结识百灵和杜乐这对表姐妹，让他重新检视了自己的内心。当风情万种的白灵被他轻易得手之后，他却备感无聊，对自己的滥情忽然犹如吃多了自助餐似的反胃，这使他不由得想起那个傻傻地恋慕他的杜乐。在内心不断培育、或者说不断“想象”爱情的过程中，宋伟侨也同时发现、或不如说构建了自身的 “传统”，那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天长地久的古典愿望。就在他不断朝向“传统”回归，不断鼓足勇气以向杜乐表白时，却不承想遭到了拒绝。他的爱情失败了！在“光棍节”的夜晚，失恋的宋伟侨醉宿街头，在这“心酸眼亮”的时分，他的眼泪不光为失败的屈辱而流，更为“爱情”的幻灭而流——那在幻觉中如走马灯似的历届女友或情人们，见证了其情感的蹉跎与浪费，而那个给他情感以致命一击的杜乐却让他明白，他再也不配得到任何“真爱”了。

作者以精微的笔触将一个男人的内心揭示得富于层次，由此她书写了一则时代的情感寓言，照见了我们的时代，欲望何其丰盛，而情感又何其荒芜。 （饶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