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抒情年代》出人意料地荣获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一等奖，作者潘婧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她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写作往往缘于偶然的冲动。此次刊于《上海文学》并收录于《另一类的回忆》的中篇小说《展若》，看起来也是作者一时“冲动”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有感于一部流行的电视剧中对“文革”背景的叙述，潘婧着手写一篇有关的批评文字，在评论的过程中，她试图论证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个有个性和尊严感的女性可能有的表征和行为；于是她把剧中的一个角色矫正变形，重新组合了一个故事，一个断断续续的、在已经模糊远去的事件与人群中偶然转身回望的故事。十几年前这部一半是评论一半是小说的作品发表的时候，它所引起的关注更多的是关于历史的，而不是关于文学的；但是其中隐约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无疑是极具冲击力的。两年后，潘婧以此为基础把故事与人物生发、完整，《展若》即脱胎于此。当年潘婧写下这个故事似乎旨在自娱自乐，以至直到今年才在评论家李建军的推荐下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然而这部写于1993年的中篇小说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旧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好的作品是没有时限的。

无论是《展若》，还是后来的《抒情年代》，都可以感觉到潘婧对于记忆的执著。没有记忆等于没有生活过，也就没有自身的历史，也就不会有对当下生活的深刻体认。对于1964年发生在部分大中学校的所谓的“自觉革命”运动，小说中有着深刻的描述，作者认为其自虐与群体对个体的围攻的特点即“文革”的雏形。潘婧从人性及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在“文革”中普遍暴行的因由，即人性中的弱点或某种劣根性不受约束的激发与放大；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统治，这也是极权社会的特点，平庸的恶盛行，善与美被摧残。作者敬佩像赫塔·米勒这样的作家，执著地、不管不顾地讲述着自己的、触痛心灵的故事，全然无视时尚与潮流。

或许由于故事是由评论而引发，小说中时有作者本人对故事的介入与干预，诗评家唐晓渡对此这样评述：“潘婧的小说以激情和理性的纠结见长，以馥郁的沉思特质独树一帜。她从一开始就自觉地远离‘讲故事’的窠臼，而致力于为其‘另一类的回忆’寻找，或发明、锻造一种‘可见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同时容纳追忆、虚构、反思和争辩（尤其是内心争辩），既与小说的复杂肌质互为表里，又包含了对‘本事’被叙述和叙述本身的双重质疑。据此使她对青春主题的持续探索同时成为对人类生存情境的持续究诘，使惨痛的‘创伤记忆’的揭示经由‘对话和潜对话’的独特揭示方式，不仅敞向过去，而且敞向当下和未来。”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展若》仍旧是一部那个年代的青春小说，尽管作者以截取片段的方式叙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但青春时期的梦魇搅扰了以后的生活。潘婧在《抒情年代》里曾说，他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期被拉长。在漫长的、挣扎的青春期之后，便戛然堕入老年。从16到26岁，他们在动乱与荒芜中成长，他们的青春被损害。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中，还会有美的存在吗？还会有值得追溯的记忆吗？作者一再提醒我们，展若是她的一个想象，是她创造的一个偶像；很难想象这样深沉的表达其中没有作者的某种身临其境的际遇。这个形象是如此地生动，如此有力地触痛我们，或许是因为她凝聚了作者始终没有消退的愤怒与惋惜。学者余世存说：“潘婧为我们展示了时代社会的典型生态，它是如何侮辱损害美，并如何跟被毁灭者相处或达成和解的。然而透过作者不妥协的叙事、柔媚的文字、硬朗的精神，我们最终看到一种穿越岁月的胜利、灵魂之美的胜利。的确，在每一时代里，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并实现人类的灵魂之美，其余的人都多多少少背叛了它；正是这少数人救赎了一个时代，并使其时代社会的生命具有了意义。”

或许潘婧认为，一个没有一丝光芒的全然昏暗的生活是不值得书写的。